回到根本一切從心開始

54年前的今天，馬來西亞在印尼軍事對抗的鶴唳風聲中成立。這引起了正在檳城鍾靈中學唸書的我開始對政治局勢關注，因為我曾在印尼棉蘭市度過童年和接受啟蒙，而兩國對抗使我們與那裡的親友，無法往來。

1966年秋季，當時17歲的我正進入美國普林士頓大學，開始攻讀物理。此時世界政局日益動盪不安，美蘇兩強的冷戰、暴戾殘酷的越戰、美國境內的大專生反戰示威和黑人民權運動、中國文化大革命、東南亞幾個國家的排華事件以及港台留美學生對釣魚島主權和民族認同的激情，一波又一波地帶給我極大的衝擊。

於是離鄉背景的我對國際關係、歷史演變、民主、人權、民族認同、國家意識、時事發展，更對自己個人的未來方向，不斷地作出 批判性的重新審視。

1968年4月5日，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的隔天，我剛巧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探訪一位檳城同學，目睹黑人悲憤暴動，而須奔跑逃命。一個標榜民主自由的最富強國家，其種族問題竟然如此失控！我深感震撼之餘，也聯想到多元民族的馬來西亞，又將會如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激發了我回國服務，歸根築夢之情懷。

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的黑色種族動亂，對我產生更大的衝擊，更堅定了回國的決心。因此， 1970年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後，我在1971年轉去芝加哥大學念比較教育博士課程，以期通過教育參與建國。

在這期間，我也積極參與大馬學生在北美洲的學運，從而結交了在華校唸書時沒機會認識的馬來族和印族學生，領悟到促進多元民族國家內族群間互相瞭解與合作的重要性。

我與許多在英美共事的大馬學運領袖們一樣，思想上傾向於社會 主義和反建制，對執政黨則很有保留。然而，先父許平等卻是馬華元老，他期望我參政。在我兩次回國度假時，他在不同場合先後介紹我會見了陳修信、李三春、曾永森及當時馬華少壯領袖如林敬益、林良實等。

通過在民主行動黨活躍的前三姐夫魏福星，我也見過卡巴星，出席過林吉祥主講的群眾會和研討會。雖然我肯定反對黨的角色，也認同行動黨的民主社會主義，但卻很不欣賞和不贊同林吉祥的民粹煽情演講方式，譁眾取寵的政治手段和他在黨內的獨裁作風。

因此，我比較傾向人民社會主義黨，所以於1975年中修完博士課程，返理大工作後，1978年大選時即出面協助人社黨的競選文宣工作。可是不久卻又瞭解到人社黨內和前勞工黨的華巫印領袖們雖然熱情十足，理論十全，但在國族意識和語文、教育政策等課題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導致兩黨決裂，社陣瓦解。

因此，到了1980年，我仍然徘 徊及掙扎於資本主義和當權派，社會主義和反建制的對立之間，沒有參政，只參與佛青、青運、消費人和環保運動等。

1981年在學術假期間，抽絲剝繭地分析了大馬國情，也瞭解到林蒼佑如何由反對黨起家，執政檳州後與聯邦政府配合發展工業，解決失業問題，取得實際成果。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漸漸認同參與執政黨，在內部進行協商與爭取的工作，雖然沒突出意識形態，但對國家人民的效益可能會更為務實。

1982年初，董教總領導提出了“三結合”的路線和由華教人士參政進行“內部爭取”的策略，引起了我的共鳴，因緣巧合之下，踏出了我的第一步。我投筆從政，歷經跌宕起伏，但從不忘初心。轉眼卅餘年，而於2013年方全面裸退，重返教育，回到根本。

感恩星洲日報提供版位，讓我得以分享過去從政經歷感觸，爭取課題過程其中的辛酸得失，談古話今，希望留下鴻泥雪爪之餘，也能取得拋磚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