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鬥蟋蟀屬織造府？

清人入關後一面摧殘壓制漢族文化，一面吸收漢族文化，同化於漢族文化，在學習同化的過程中，清人連鬥蟋蟀賭博的風氣也學了過去。每年秋天，京師就架起寬大的棚架，用來收蟋蟀，賭博，主管這件事的是織造府。

織造府管的本是紡織方面的事情，為什麼鬥蟋蟀會屬織造府管呢？

原來是：蟋蟀別名為“促織”、“趣織”、“趨織”。“趣”、“趨”在這裡也是督促的意思。“促織”、“趣織”，就是督促紡織，因為蟋蟀的別名事關紡織，所以，這等玩物喪志、沒法歸屬的事情也就“順理成章”地歸於織造府了。

蟋蟀會“紡織”？

蟋蟀為什麼又叫“促織”、“趣織”呢？這是因為蟋蟀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並非是它好鬥的性格，而是它悅耳的叫聲，一到秋涼時候，山間籬落，牆根床下，到流可聽到它細細的吟唱。對於一般勞動婦女來說，蟋蟀的叫聲就是秋涼天氣的信號，而一到秋涼就要趕製過冬的寒衣，為此，織婦就得抓緊織布。這 樣，蟋蟀又被人們稱為“促織”。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蟋蟀……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意也。俚語曰：‘趨織鳴，懶婦警’是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有詩道：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李善注引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女功，就是指女子織布縫衣一類的事情。

織婦聽到促織鳴叫就驚心，而宮中無所事事的女子閑得無聊，悶得心慌，就捉蟋蟀，聽它的叫聲尋開心。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載：“每到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金籠捉蟋蟀閉於宮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效之。”可見唐代已有蓄養蟋蟀的活動。

養在籠中，長期觀察，人們又發現了蟋蟀有好鬥的性格，這樣蟋蟀又被用來觀鬥取樂。顧久薦《負曝雜錄》記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鬥蟋蟀的遊戲，開始於唐代天寶年間，長安城中的豪富人家用象牙雕縷成籠而蓄養它，將成千上萬的錢，放在它的一張嘴上。

南宋時，鬥蟋蟀已成了很普遍的遊戲活動，上至王公，下到僧尼，都樂此不疲。相傳濟公就喜歡鬥蟋蟀，他有一隻好蟋蟀，名之為“鐵槍”，後來“鐵槍”死去，濟公為它舉行了安葬禮，寫了悼詞、祭文，可見迷之已深。南宋時，還有一位著名的“蟋蟀宰相”賈似道。賈似道是宋末權傾一時的宰相。在元兵入侵時，他率軍前去鄂州救援，用稱臣納幣的方法求和，因元軍內亂退軍，賈似道又謊稱大捷。朝廷認為他有再造皇室之功，從此專權跋扈。賈似道又生性喜歡淫樂，對朝廷大事置之腦後，他最喜歡的就是整天與妻妾蹲在地上鬥蟋蟀，由此導致了南宋的滅亡。無獨有偶，明末也出現了一位蟋蟀宰相馬士英。《柳南續筆》記載： “馬士英為人極似賈秋壑（賈秋壑就是賈似道）。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 羽書倉皇，猶以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

養蟋蟀經驗成集

明清兩代，鬥蛩之風不衰（“蛩”就是蟋蟀），特別是明朝宣德年間，出了位好鬥蟋蟀的皇帝，不時向下面徵收蟋蟀，他還曾親自命令蘇州知府採辦促織1000個，為此，大人小孩一齊出動，蹲在草間廁所旁賭博，側耳細聽，一聞其聲，就跳過去搜捕，蒲松齡的〈促織〉就是以此為背景寫的。小說寫的是明宣德年間，有一窮愁潦倒的讀書人成名，被攤派捕捉蟋蟀進貢，成名捕捉不到，惶惶不可終日，後求卦占卜，終於捉到一隻好蟋蟀，但被兒子不小心捏死了。兒子害怕受罰，投井自殺，救起後，處在不死不生、長眠不醒的狀態，他的魂靈卻化作了一隻善鬥的蟋蟀，成名獻給皇帝，得到重賞。這個故事深刻揭示了昏君無道、人不如蟋蟀的境況，很有警世意義。

由於鬥蟋蟀之風千年不衰，各種有關蟋蟀的設施也逐漸發達精細起來，有以金作蟋蟀籠的，有以象牙作蟋蟀籠的，而一般人家則貯在“精瓷盆盂”裡。另外還出現了專門的場地和專門蓄養蟋蟀的人。《帝京景物略》載：“七月始鬥蟋蟀，壯夫士人亦為之。鬥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

自宋以後，還出現不少記敘有關蟋蟀生態和蓄養經驗的書籍，如賈似道就寫過一本《促織經》（今已佚），明人周履靖有續增本，全書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喂養、爭鬥、醫治、繁殖等方法。書中“論鬥”一節，講了促織的“三 ”，就是3種不合常情的特點，“贏叫輸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過蜑有力，三也。”“過蜑”，就是大精囊。這種觀察可謂十分細致了。對於今天的昆蟲學研究，也不失為一份難得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