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Perak Edition
泰國前首相英叻在瀆職宣判日當天缺庭，隨即傳出她在軍方的協助下離境，震驚泰國上下。
英叻被視為是泰國軍政府的眼中釘，早前大費周章透過大米收購案將其入罪，勢必在審判日前夕重兵把守，如今卻傳出她離開泰國的消息，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其實並不然，一切皆在軍政府的盤算中。泰國是個君主立憲制國家，這點與大馬相似。但兩國最大區別在於，泰國擁有一支既不受國王管理，也不受政府管轄的自行體系的軍事武裝部隊。軍方不時凌駕立法、政府和司法權力，甚至具備推翻政權的能力。塔辛和胞妹英叻執政期間與軍方展開激烈的政治角力，無奈均被軍方發動政變倒台。
不過，塔辛與英叻所屬的西那瓦家族並非等閒之輩。塔辛在1980年代泰國經濟起飛時進軍電訊市場，令他建立起商業帝國。從2007年英超勁旅曼市球會收購案來看，足以凸顯其富可敵國的財力。塔辛在從商期間成功籠絡各界精英，建立起強大的人際關係，為日後仕途鋪路。
泰國北部的農業重鎮是塔辛的腹地，這裡的農民屬於中下層階級人士，但人口眾多，是塔辛政治傳奇之旅的幕後推手。塔辛在上台後看準泰國貧富懸殊問題，對那些長期被曼谷建制派精英忽視的貧窮農民派糖果，成功俘獲無數民眾支持。塔辛被推翻後，英叻政府也實施一系列惠民政策，當中包括令她吃上官司的大米收購案。兩人被推翻後，在泰國政壇仍保存強大的影響力，原因是中下層人士認為他們最能站在泰國中下層利益上去考慮民生問題。對於傾向威權施政的軍政府而言，西那瓦家族無疑是顆定時炸彈。
英叻傳出逃亡後，有輿論稱軍政府“放虎歸山”，令英叻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說法未免太低估軍政府的智慧。
對民主制國家而言，牢獄之災可以是塞翁失馬。一名政治人物可借入獄建立起抗爭、為民請命而捨身入獄的形象，再由所屬政黨以“政治迫害”宣傳之，俘獲追隨者的同情和好感，為日後奪權鋪路。其中這類置於死地而後生的代表性人物為緬甸的昂山舒吉。
倘若英叻被定罪入獄，為泰黨勢必乘機煽動民憤，不利於尋求穩定政局的軍政府；若無罪釋放，這無疑才是縱虎歸山。此舉除了讓英叻名真言順冠上“清廉”的稱號之外，還能令追隨者對她的誠信更深信不疑。一旦她在監禁期間遭遇不測的話，更能為泰黨和西瓦納家族增添更多同情
韓分。這絕對是軍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反觀讓英叻流亡海外，或允許她“被逃走”，表面上看來英叻確實是逃過了牢獄之災，但也意味着她自毀仕途。英叻缺庭，追隨者與為泰黨尚能稱抱恙不適合出庭；但如果她追隨塔辛的步伐流亡海外的話，西瓦納家族將失去政治合法性，此時軍政府再冠上“畏罪潛逃”的罪名，足以動搖其追隨者對她的信任，令她的誠信破產，再順勢徹底剷除西瓦納家族的影響力。
總而言之，無論英叻是潛逃出國，或是遭軍政府流放海外，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奸巨猾的軍政府已如願除掉西瓦納家族這顆眼中釘。 國法院25日作出一審判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因行賄等罪名被判處5年監禁。雖然其律師表示將上訴，但李在鎔可能將成為三星成立79年來第一位被判實刑的掌門人。
23歲入職三星，而後留學日本和美國，33歲加入三星管理層，作為財閥第三代的李在鎔有着普通韓國人難以企及的華麗履歷。
過去三年間，李在鎔在接班之路上看似風光無限，但尚未坐穩大位，便因捲入韓國時任總統樸槿惠“親信幹政”事件而陷入困境，甚至還被判刑。
韓國財閥中鬧出醜聞而被判刑者甚眾，他們的違法行為多與家族企業的繼承有關。李在鎔也沒能逃脫這樣的宿命， “繼承者”的身分早已為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埋下伏筆。
一直以來，李健熙被譽為三星的精神領袖。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三星得以發展成為一家真正的頂級跨國公司。
在父親影子下，李在鎔儘管在2012年就已被任命為三星電子副會長，但卻鮮有亮眼的業績。真正將李在鎔推向臺前的，還是父親李健熙的病倒。2014年5月，72歲的李健熙突發心肌梗塞入院治療，此後一直昏迷至今。作為唯一的男性繼承者，李在鎔當仁不讓，正式成為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外界曾一度期待，深受西方現代企業管理理念熏陶的李在鎔，或將革除父親時代慣有的政商勾結、秘密資金、內幕交易等財閥弊病，引領三星走上更健康的成長軌道。但父親的突然倒下使得李在鎔要在倉促之間完成接班“大計”，他不僅沒能與舊式財閥弊病一刀兩斷，反而為了接班不惜“鋌而走險”。
有媒體評論說，如果不是三星的繼承者，李在鎔或許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商人或者有口皆碑的學者。然而，當他背負了整個家族的責任時，李在鎔似乎難以擺脫財閥家族的宿命。
從某種意義上講，李在鎔的悲劇，正是韓式財閥繼承者困境的一個縮影。不菲的繼承稅和贈與稅是橫亙在財閥繼承者面前的“一座大山”。根據韓國法律，超過一定金額的繼承與贈與均需納稅，而這必然將使家族所持有的股份被日益稀釋。近年來，財閥家族為以“較小代價”實現經營權的交接，往往採取非常規方式，內幕交易、低價收購、偷稅逃稅等不法現象屢見不鮮，越來越招致輿論和民眾的不滿。
2003年的SK國際財務欺詐案，2006年的現代Glovis醜聞，還有2008年導致李健熙被判緩刑的三星特檢案，其根源都是為了保住家族經營權和為下一代接手鋪路。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李在鎔“鋌而走險”，也是為了避免繳納可能高達6萬億韓元（約225億令吉）的遺產稅，盡快實現對三星的控制。為此，他最終選擇進行非法交易，向總統親信行賄，侵害公眾和股東利益，企圖繼續通過持有少數股份便輕而易舉地實現對一個龐大財閥帝國的控制。
李在鎔被推上審判臺，對他個人來說，是人生中的一劫，但對三星以及其他韓國財閥來說，或許是個難得的契機。
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財閥家族僅持有少數股份，卻通過複雜的股權結構實現對龐大企業集團無孔不入的控制和對企業領導職務世襲罔替式的佔有，這種管理模式已嚴重落後於時代，也違背民主原則和商業精神。
未來，韓國財閥改進公司治理、增強透明度乃是大勢所趨，而繼承者們的接班之路也必將越來越坎坷。
而在“後李在鎔”時代，三星將何去何從？是像市場預測的那樣仍由李在鎔在獄中遙控指揮，還是由其妹李富真接班掌舵，抑或是從此走上由職業經理人管理的道路，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