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Perak Edition
超越三大種族的團結符號
這是最新的經濟候鳥。20萬菲傭進軍神州大地,顯示經濟氣候的最新變化。中國由於中上階級與富裕階層的爆發性增長,渴望僱用高品質的家庭傭工形成了剛性需求(簡稱“剛需”),而近幾十年在香港、台灣、新加坡與中東等地活躍的菲傭,成為中國炙手可熱的人力資源。
她們是飛進中國經濟天空的候鳥,分享中國火紅的市場紅利。也許是供不應求,也許是市場信息結構的不對稱,她們在中國的待遇冠絕全球,月薪從7000元到1萬3000元人民幣,比香港菲傭的4000多港元月薪多了幾倍。可以想見,如果未來全面開放菲傭進入中國,估計會有數以百萬計的菲傭在中國各大城市出現,成為全球最大的菲傭群體。
但經濟候鳥的軌跡也是雙向的。這些飛往神州大地的候鳥,何時才會南歸?對很多菲律賓人來說,每年為菲律賓賺取龐大外匯的菲傭是“國家英雄”,但午夜夢迴,驀然回首,發現菲傭現象也是“國家悲劇”。為何自己國家培養的大學生,要離鄉背井去外國當家庭傭工?為何她們要與自己的丈夫和兒女分離,而去撫養別人的兒女?
如果菲律賓的經濟擺脫當前的困局,可以有足夠的內部市場,養活1億的人口,那麼就不會有逾1000萬的勞工遠赴海外打工。這也是現任總統杜特爾特要實現的願景。他背後的盤算,就是推動中菲關係進一步提升,讓北京全力協助菲律賓改善基建,加強投資,那麼菲律賓的經濟就會騰飛,開創大量的就業機會,吸引遠去的候鳥回歸家園。
這也是菲律賓人的終極夢想。北漂的候鳥,總有南歸的時刻。關鍵就是本國經濟氣候好轉,進入春暖花開的季節。若菲律賓加入一帶一路的宏圖,並引進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與軌道交通的突破,支付寶與微信支付等電子移動支付的手段、無遠弗屆的網購,從淘寶到“餓了嗎”外賣等方便的消費方式,以及在全國範圍的共享單車與各種共享經濟,那麼菲律賓經濟是否就會“舊貌換新顏”?
但菲律賓還要首先解決南部叛軍的問題,清剿毒梟,整頓治安,讓全國有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而不是讓那些控制莊園的大家族繼續巧取豪奪,導致政府內部貪瀆肆虐,吞噬一切經濟發展的果實。
菲律賓人越來越多的反思,發現大量女性出外打工,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海外傭工的龐大外匯誠然支撐內部經濟,但千萬菲傭在海外拼搏幾十年,人老珠黃才回到家鄉建一棟房子,可能面對子女變成最陌生的熟人,丈夫則早已另有“小三”,陷入“贏得了財富,輸掉了天倫”的悲劇。
因而菲律賓的有識之士都在推動振興內部經濟,政治上勵精圖治,逐步減輕對輸出勞工的依賴。也許那些飛往中國的經濟候鳥,是最後一次的漂泊。她們期盼神州大地的回饋,讓候鳥南歸,飛回經濟不再荒蕪、政治不再混亂、家庭不再離散的家園。
打從60年前我國從英殖民地政府手中取得獨立開始,國內三大種族即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已成為象徵我國全民團結一心的招牌符號。原因再自然不過。
當年成功為我國爭取獨立的建國功臣,主要以代表國內三大種族的巫統、馬華和印度國大黨的黨魁為主,包括國父東姑、陳禎祿和辛班丹。這三黨所共同組成的聯盟陣線,稍後也組織了馬來亞建國以來的首屆內閣。
或許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歷史
145金、92銀、86銅,並不是靠任何單一族群贏來的。每一個族群,在運動場上有本身的優勢,這可能和文化、興趣、訓練、體能都有關係。
馬來人的特長是在足球、籐球、馬來武術等等,華人在泳池、籃球等,印度人在搏擊和田徑等;也有其他的項目,如保齡球、射擊、跳水等,各族都有人才,相互競爭而推高了表現。 背景所奠下的重要建國基礎,縱然物換星移走過了一甲子60年建國路的今天,緬懷國父東姑、陳禎祿和辛班丹過去的精誠合作,或突顯三大種族孩童們共同玩樂、成長等畫面,成為我們每逢國慶鼓吹國民團結精神的招牌動作和符號。
包括由我國創作才子黃明志創作、最近在優管廣受歡迎的60周年國慶愛國創意歌曲:《阿里、阿狗和穆都》,也依然依循這種三大種族代表大馬國民團結的傳統方向。甚至其稍後舉辦的有關歌曲重新演繹比賽,也限定 所有參賽者必需由三大種族組成,大力鼓吹相關的大馬特色團結精神。
無可否認,每次看到這些來自三大族群建國元帥,過去為國爭取獨立的英勇事蹟和犧牲,熱愛這片祖國的後代包括你我都會無限感動。
也的確毋庸置疑,最近看到來自四方八面、以三大種族為主的青少年們,積極參與由黃明志所發動的歌唱比賽,以最真摯的歌聲和誠意,歌頌着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我們都感到莫名的感觸。
但同時我們也必需接受一項殘酷的事實,即我國當前的國民團結精神,其實並沒有隨着國家硬體建設的步伐一起與時並進。反之,近年來由於政黨政治的亂象和迷失方向,導致極端份子趁虛而入和肆無忌憚,打着宗教和種族的幌子,不斷衝擊和破壞我國得來不易的國民團結建國基礎。
當然,這並非上述三大種族團結符號所造成的問題。只是,我在想,當同一套主張和思維模式,若沿用了超過一甲子而依然無法取得顯效果;更重要的,每一個時代都要有不同的轉變,尤其在這個發展一日千里的網絡民主年代,山不轉人轉,我們是否 該重新為大馬國民的團結發展,重新進行核心思想和策略的定位,尤其找出一套更符合現代民主精神的價值和方向。
其中一例就是東馬國民的感受。當來自西馬的我們不斷強調上述1957年馬來亞取得獨立的事蹟,並以三大種族作為這個國家的團結符號時,他們不也認為我們忽略了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的事蹟,還有東馬的其他族群?
老子不也說過“名可名,非常名”嗎?當我們一味長時間凸出和強調三大種族和諧即等於國民團結的僵化思維的時候,是否也在無意中灌輸了這三大種族之間的分別?或製造了一個片面假象,彷彿只有促進三大種族的和諧才能夠達致國家團結?
這種思維,不也像一些政客認定一些國民在國慶日不掛國旗就等於不愛國的想法一樣膚淺?
事實上,根據聯合國標準,一個國家的定義,不能只是跟政府劃上等號,而也包括了領土、主權和國民等宏觀條件。
同樣的,當我們談一國的國民團結的時候,主要強調的理應是一個宏觀的建國大方向。而不代表他們不能保留彼此間不同的特徵和權益,包括在文化、宗教、言論和政黨傾向等領域的民主自由。
相反的,即便是在一個由單一族群所組成的國家,其國民也會因為其他非族群因素,包括政府的施政不公或不透明、地理領土的歷史背景,或選舉時政黨傾向的不同等,而出現關係分裂問題。
至於在這方面要如何轉型,我的看法是從民主人權的角度着手。與其繼續把焦點放在三大種族的和諧,不如我們把目光轉移到每個國民的基本民主人權,考慮向美國過去的白人和黑人民權運動看齊,推行類似反歧視法令推動國民平等權益。反正反歧視的基礎未必建立在膚色,而也包括更廣泛的性別、社會階級和肢體是否健全等層面。
另一可能的出路則是經濟的發展建設。在這方面,無可否認1990年代敦馬提出的2020年先進國宏願就是一個成功團結國民的典範模式。而這方面,我國領導目前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則是如何帶領和團結國民走出目前的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包括克服日益加劇的國民貧富鴻溝和日趨氾濫的貪腐文化,才有望美夢成真使大馬晉陞為第一世界先進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