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怎樣讀

點中國歷史，了解中華文化，但也要有獨立思考的自覺。可以的話，超越中國“主流”。

朋友介紹一套由中國中央電視台制作，2016年8月開播，被喻為中國迄今規模最大的一部歷史專題拍攝的百集大型電視紀錄片《中國通史》。

第一集《中華道路》，可以說是這部百集紀錄片的總綱。其開頭即展大氣。從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說起，而且一開始講的是推崇兼愛、非攻，愛好和平、關注庶民百姓的墨子思想，接着再介紹各家學說。

但鏡頭隨之聚焦於推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對中央集權的助益，進而強調統一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到這裡，我楞住了。

漢武帝當年之所以獨尊儒術，其實是把儒家學說當成工具使用的一種統御術。把儒家提升至“宗教”的神聖性，強調“尊君臣卑”的三綱、五常，借以鞏固及強化其中央集權。這種“統一思想”的企圖，非常明顯，治史者不可不察。

然而《中國通史》這套紀錄片在大讚漢武“獨尊儒術”對中央集權強化和統一思想的偉大建置時，完全不提這思想統一政策的背後實乃“外儒內法”，儒家法家化所存在的“肅殺”之氣。

稍一晃神，驚覺“百家爭鳴”的精神，蕩然無存。司馬遼太郎，這位被人說成是日本右翼，在其編著《人物中國史．長城與絲路》指說：春秋戰國“真是中國史上最繽紛、最壯觀的景象”。“漢朝奠基時仍保存着這種自由的風氣”，但“在武帝擴展漢王朝澆熄此風氣後，社會逐漸安定，尊崇儒術，並向社會各角落散播這種思想，同時也為亞洲的停滯拉開序幕，直到中國近代。吾人深覺中國文明史的光榮時期，起自先秦時代，終至前漢。”這兩種史觀之落差，強烈對比。

央視《中國通史》也提及法家作為政治治理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但其後，論述的重點卻是大贊明太祖朱元璋的反貪決心，並肯定其殘酷的肅貪行舉。認為貪腐問題，那是“人的問題，而不是制度的問題”。

看到這裡，不禁莞爾。像這樣的講演方式，還真是以古論今的政治寓言。

但讓我更為驚訝的是，這部紀錄片接着嚴正指說，腐敗政治必然造成社會 矛盾激化，當矛盾激化到無可調解的時候，殘酷的戰爭往往成為“唯一的解決”之道。它強調了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然而，片中強調戰爭合理性的兩個舉例，竟然是周武王之“違天命”，以及漢武帝挑起漢朝與匈奴戰事的馬邑之圍。我們知道，武王伐紂，有其史實故事，要說成正義之戰，也有其“一家之言”。但為什麼紀錄片的撰述，竟是強調周武王之“違天命”這個點呢？

至於美化漢武帝的馬邑之謀，就更莫名其妙。要知道，馬邑之圍，事實上是漢武帝“玩臭”在先，才挑起戰端的。在這之前，漢朝與匈奴原本沒太大的深仇大恨，而且才剛剛和親，取得匈奴的信任。你漢武帝“先小人”的設局害人，挑起戰火，竟說成是“正當”的。如此為戰爭合理化，豈有這種道理？

我從不反對強調統一的重要性，也讚嘆中國歷史文化的源遠流長。但這種一邊講自己是愛好和平，一邊又合理化戰爭的必要性。不能苟同。

中國通史課期末考，我出了一道題： “你對中國歷史上的分裂與統一，有何看法？試論之。”有位同學的答題相當中肯，她寫說：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統一或分裂，皆非‘變態’。昔日歷史證明，統一政權時期的消極因素和社會弊端的源頭，並不是統一本身。但也不能說凡是統一就帶來經濟繁榮與和平安定，而是‘政治制度’。統一本是中性的價值，要如何實現統一，才決定其價值正負。同樣的，分裂的積極或消極因素也不是因為分裂本身，更不是戰爭和破壞所造成，而是在削弱了舊制度後，中央集權暫時或局部解體的副產品。統一與分裂各有特色，因此，若只偏好一方面而無視其弊端，並忽略另一方面的積極影響，難免過於以偏概全。”

精辟論見。先講好，上述觀點，我上課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