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頒布條規不能越權違憲

我們一般認知的明文法律，其實可進一步細分為不同 等級：

一、最高的法律：憲法（Constitution）；

二、由國會通過的法令（Act）；

三、由聯邦部長頒布的條規（Regulation）；

四、由州議會通過的州法令(Enactment)；

五、各地方議會通過的條例（ By- Law）或指南（ Guidelines）等。

而以上的各等級法律制定，其實也反映了一種環環相扣的權力下放或分配，例如由憲法賦權國會制定聯邦法令，然後再有各個相關法令的特定條文，賦權處理相關事務的內閣部長，以進一步頒布條規。最終確保個別法律擁有最大的涵蓋面和滲透率，有效保障各方人民的各生活領域。

而且，我們也可從中發現一個非常奧妙的民主權力制衡安排，即越高等級的法律制定如聯邦法令，其決策往往涉及更多具有民意代表性的民選議員，讓他們有機會針對一項還未被通過的法案，進行最深入和廣泛的辯論和研究，尤其確保未違反人民的共同利益。

反之，一些僅涉及某某部門的條規，往往只是由少數相關高級公務員草擬，然後最終由部長一人拍板定案。

問題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若上司把特定權力下放予下屬，必定確保後者的權力不能大過前者。因此，倘若下屬凡事依據上司給予本身的權力範疇行事，一切舉措皆被視為“合法”。反之，若超越本身權力範疇，以下犯上，則被視為“不合法”。

而最近我們就在不知不覺中，見識到了兩個由不同前任部長所頒布條規的厲害之處。

之所以“不知不覺”，是因為很多人不瞭解以上法律的等級分類，不解為何有關條規在完全沒有辯論的情況下，即在國會獲得通過。

所謂“厲害之處”，則因為很顯然的該條規制定，不但有牴觸其他更高級聯邦法令之嫌，更可能已侵犯了憲法下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益。

第一項爭議性條規，正是在豬毛刷取締風波中，被貿消部視為主要執法基礎的2013年商品事務（由豬或狗的任何部分製作的商品）通令。

雖然該條規早年是由該部前任部長哈山馬力，通過援引2011年商品事務法令第29（ 1）( c)條文所制定。但值得爭議的是，該法令條文原意其實只是針對一般商品認證、標籤和資訊介紹層面，以保障廣大消費者權益。

因此，倘若草率地通過上述商品事務法令，就直接頒布類似具有 高度宗教敏感性的通令，引起的民間巨大反彈可想而知。

而且，法律的制定講求最基本的可行性。由於此通令涉及豬只的任何部分，而不少商品或多或少皆含有其成分。正所謂水至清則無魚，當局的這種吹毛求疵動作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在國民心中築起一道無形的柏林圍牆，把所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從食品到商品進一步隔開，也讓自己逐步遠離全球化自由經濟市場的發展脈搏。

另一項引起各方熱議的則是1989年房屋發展（控制與執照）條規。根據該條規第11條文，一般上發展商所出售的所有先售後建住宅產業，一律必需採用標準的買賣合約，包括固定的移交鎖匙期限，如有地房產2年和分層地契產業3年，以維護購屋者的權益。

當然另一主要考量在於，由於當局允許國內房產業出現違反一般自由市場買賣常理運作，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先售後建概念。因此，為了確保購屋者不至於血本無歸和無家可歸，類似的合約保障可說是非常基本和合理的。

但引起爭議的，該條規也允許房屋部在特殊情況下，單方面修改上述標準買賣合約的任何條款，即便買賣雙方已簽署有關合約。而且，其部長的決定不能被帶到法庭挑戰。

而最近購屋者協會就揭發，有逾百名來自雪隆和柔佛的購屋者， 由於相關發展商獲得前任房屋部長阿都拉曼達蘭的批准，以延長相關的買賣合約完成期，結果導致他們無法獲得任何利息賠償。

雖然此條規是在1966年房屋發展（控制與執照）法令第24條文下頒布。但明顯的，它已牴觸最基本的合約法令和合約精神，即在雙方已達致某項協議後，另一方稍後卻自行調整球門，單方面修改協議，而且還以政府作為毀約後盾。

更令人不忿的是，此舉也導致當局所制定的許多維護購屋者法令和舉措，包括分層地契管理法令、土地法典、制定標準買賣合約、設立房屋仲裁庭等變得功虧一簣，猶如進一步退兩步，把國內購屋者推到更不平等和不利地位，任由財雄勢大的發展商所魚肉和踐踏。

而且，根據我的觀察，自1999年黃家定擔任房屋部長期間，該爭議性部長特權已不曾被援引。因此阿都拉曼達蘭一句含糊不清的不想看到相關發展商清盤，根本不能夠作為援引有關非常時期特權的基礎。除了讓利益平白受損的購屋者入稟法庭尋求公義以外，反貪會也不該袖手旁觀。至少應要求相關前任部長出示文件證據支持本身論點，並進一步調查他跟有關發展商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