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分而治之遊戲畫上句點

有人說，隨着國陣最高理事會的議決，以及其主席兼首相納吉的宣佈，紛紛擾擾了接近1年的355法令修正案風波，總算正式告一段落。

但若仔細分析納吉在有關記者會的完整言論，情況未必完全如此樂觀和明朗化。就像一些常賣常有的好萊塢大片，在片末又特意留下一些惹人遐想的伏筆端倪，似乎在預告還有下文。

雖然已本着國陣的傳統決策共識精神（Spirit of Consensus），決定不以政府身分接手早前由伊黨主席哈迪阿旺所提呈的相關法令修正案。也就是說不會將有關私人法案，轉換為政府法案。

但針對另一關鍵問題，即有關維持原狀的哈迪私人法案，是否會繼續在國會獲得提呈，包括尋求辯論和通過？還有更關鍵的，屆時國陣一眾國會議員，會否支持有關私人法案？

納吉對此並未給予明確表態，而只是把球拋給國會議長，並宣稱國陣在這方面沒有達成共識，也不會有正式立場。而這正是上述國陣所一貫強調的決策共識精神，所引發的詮釋標準之爭議和混淆所在。

縱觀大馬歷史進程，真正的所謂國陣決策共識精神，原本是指任何一項決策，必需獲得所有成員黨的支持，才被視為獲得通過。反之，只要任何一個成員黨持反對或持不同意見，則無法通過或作出有關決策。

就像上述的法令修正案是否該由政府接手議題，即便巫統領導層樂見其成甚至大力推動，但由於最終始終無法獲得大部分國陣成員黨的認同，因此納吉才說，在決策共識的基礎上，該議題已被國陣最高理事會否決，政府不會接手有關法案。

問題是，若根據同樣的決策標準，在另一相關議題，即國陣一眾議員會否在國會支持有關哈迪的私人法案。既然納吉宣稱一眾成員黨也無法對此達致共識，不就代表該議題也被否決或不獲通過了嗎？

這種模糊立場，就像發生於2015年的紅衫軍916集會風波一樣。納吉當時宣稱國陣最高理事會對是否支持該集會，作出了“同意不同意見”（Agree to Disagree）的決策。另一在這起355法案風波所值得關注的動向，在於對我國議會黨鞭制（Whip System）所帶來的前所 未有衝擊。

在野的行動黨最近在這方面終於露出底牌，採取非常取巧策略，即以向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學習為由，宣稱也讓本身黨內和盟黨的議員們，自由地在此議題以本身良心投票。

問題是，一些西方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運作，尤其是奉行總統制的美國，跟依循英國內閣制的我國，存有結構性的差異。而且，即便是在英國議會，各政黨也會針對不同議題的嚴重性，劃分出不同程度的黨鞭制運作。

因此，在如此事關重大的上述355法案議題，說穿了行動黨只是以一個亮麗的民主櫥窗，來掩飾本身無法說服其他盟黨和其議員跟其立場一致的弱點和無力感。

另一邊廂，國陣作為聯邦執政黨，雖然已表態不會接手提呈該法案，但接下來若無法以黨鞭制進一步約束旗下議員，針對哈迪的私人法案作出明確表態和統一表決，所動搖的將會是其在議會內組閣所享有的多數信任根基。

無論如何，整體而言此風波如今能夠出現出人意表局面，尤其促使巫統在這方面懸崖勒馬，國陣各成員黨，尤其以廖中萊為首的馬華 在這方面所採取的由始至終堅定和明確反對立場，無疑應記一功。也比其傳統政敵行動黨所採取的推諉責任態度，來得更有原則和擔當。

此局勢演變也讓那些對國陣失望不已，認為它已完全被巫統牽着鼻子走，其它成員黨已變得可有可無的人士，重新看到一線曙光。

但從更宏觀的角度而言，我認為這更傾向於我國公民社會的一項勝利。縱觀整起事件的演變不難發現，我國自上個世紀建國年代所繼承下來的各族群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模式，早已不合時宜，並理應畫上句點。雖然一些極端政客，包括哈迪阿旺，還想新瓶裝舊酒，包括一廂情願騎劫所有國內穆斯林的民意，和阻止非穆斯林國民插手此議題。但顯然的，在這個資訊發達的網絡民主化年代，各族人民早已具備更佳條件和能力，針對各議題進行理性和客觀分析，而不會再輕易掉入類似政客所設下的種族對立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