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 ——追尋父親的足跡

文／白先勇（第9屆花踪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

我們離開，已近黃昏，回首四平紀念館，夕陽影裡，深深感到歷史的滄桑，歷史的無情。

長春是東北第一大城，是東北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次我到東北，主要是去追尋當年國共內戰，東北一些戰役如四平戰役、遼沈戰役留下來的歷史遺跡。中國人民銀行長春中心支行位于長春市中心人民大街上，是一棟俄國式大理石外表的建築，國民黨時代原為中央銀行，看起來相當巍峨結實。1948年10月，遼沈戰役已臻最后階段，23日林彪東北人民解放軍破城攻進長春，當時國軍東北剿總副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鄭洞國便是以中央銀行建築為掩體，指揮部隊作戰，最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被俘，手下第7軍、第60軍10萬餘人遺落敵手。遼沈戰役，是國軍潰敗，失去大陸的第一塊被推倒的骨牌，國軍損失47萬人。

鄭洞國是黃埔第一期，與杜聿明同期同學，皆屬蔣介石中央軍嫡系，抗戰期間，屢建軍功，參加過台兒莊大捷，又赴緬甸，率領遠征軍，是蔣介石的天子門生，手下愛將。鄭洞國被俘后的生活，還算禮遇，曾任職水利部，但他拒絕重返東北，大概內心愧疚，不願再面對長春這座傷心城吧。

中國人民銀行那天照樣開了張營業，長春人民也照樣進進出出，真難以想像66年前10月23日那天，鄭洞國放下武器，從那座巍峨建築，一個人踽踽步行出來那幅淒涼場景。

1946年5月30日，父親與蔣介石從沈陽飛到長春，其時國軍戰車剛開進長春城，林彪軍隊大敗，急速往北邊哈爾濱倉皇撤退。就在長春飛機場，父親向蔣介石提出了東北剿共的大計劃，這可能是他做為蔣介石最高軍事幕僚長最關鍵的一次建議，他力主國軍應該乘勝追擊，將林彪在東北的部隊徹底肅清，當時林彪部隊只剩下幾萬人，而孫立人的新一軍也越過松花江，預備攻打哈爾濱了。父親向蔣介石請命，願意留在東北，繼續督戰，蔣介石不准，亦沒有採納父親的計劃。中央研究院替父親做的口述歷史，有這段記載：“當時我即建議繼續追擊，並表示說，若東北剿赤完畢，可以少數部隊佈防，而先抽回五美械裝備師于華北助北平行營剿匪，待事畢再調回。蔣先生說：‘6月1日國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杜聿明去做。’我說：‘委座在此，我也在此！’他當即說：‘你在此，若馬歇爾問你是否要繼續追擊，你不好說話；你回去，我在這裡，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還是回去。’如此一來，我只得返京就任國防部長。”

其后，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命令。杜聿明于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于我不

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關內，如此于戡亂大局或稍可改觀。

如果當年在長春機場蔣介石聽信採納了父親的建議，那麼長春中央銀行門口鄭洞國繳械投降的那一幕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吉林大學是東北最大的高校，由6所高等院校合併而成，有學生6萬人，是中國的重點名校。6月14日我在吉林大學做了演講，因為在東北，我的演講側重1946年第一次四平戰役，那是父親與林彪第一次交手。學生都不清楚這一仗的來龍去脈，因此上千的學生都聽得全神貫注，大多數的學生恐怕從來不知道林彪在東北也曾吃過敗仗。

北京

最后，我們又回到了北京，6月18日，在單向街書店做了一次講座，之前在北京人民大學也舉行過一次公開演講。

自從2012年在北京舉行《父親與民國》新書發佈會，啟動我八千里路巡迴演講，兩年間，從華北到華南，從西北到東北，乘飛機、坐火車，一連走過12個城市，向千萬個聽眾，多為一些熱切的青年學子，敘說、講解民國那一段被淹沒、被掩蓋的歷史，有時講到激昂處，往往忘我，為了追求歷史真相，忘掉了顧忌，忘掉了身在何處，該講的都講了。

這12座城市，當年父親的戎馬生涯，都曾留下他的身影、事跡，特別在幾個城裡，如北京、武漢、東北的長春，在歷史興衰的關鍵時刻，父親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我追隨父親的足跡，經過這些史跡斑斑的古城，遙想父親當年，為了保衛民國，東征西討、鐵馬冰河的辛苦生涯，不禁肅然起敬，為他感到無限驕傲。

《父親與民國》的出版，的確捲起了不小的浪濤，餘波蕩漾，從台灣傳到大陸，然后到達北美。那兩年，北美各大城市的華人團體，也紛紛邀請我去演講，講父親，講民國，從西岸一直講到東岸，一共去了10個城市，展開我在北美的八千里路雲和月：溫哥華、西雅圖、舊金山、聖塔巴巴拉、洛杉磯、聖地牙哥、休士頓、奧士汀、紐約、波士登。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有一個願望：要為父親，一位為國為民身經百戰，曾經叱咤風雲的老將軍，他的歷史作一個比較公平的評價。《父親與民國》的出版，總算是盡了我為人子的一份心意。

1950年12月，台南鄭成功祠原址重修天壇，父親在匾額上題下“仰不愧天”，這4個字用在父親身上，也十分允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