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平．魏德聖．程偉豪台灣情是滋養電影的養分＿蕭玉品
十年前，朱延平、魏德聖做過一樣的事。那是2008年，導演李行、朱延平和魏德聖三人，應金馬獎之邀，分別做為老、中、青三代導演代表，談自己的成長時代，談台灣電影。
今年，適逢國民政府遷台70週年與《遠見》創刊400期系列報導，回顧了台灣硬實力與軟實力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為了從文化層面探討台灣70年間的變化，《遠見》安排了一場跨世代的知名電影導演座談。其中，資深和中生代的導演，恰巧又找到了朱延平和魏德聖兩人。
三人共通點：都是票房保證
這回不同的是，69歲的朱延平，十年前還是中生代代表，這次卻坐到了「老」的位置，「時間過得真快！」他忍不住感嘆。50歲的魏德聖則說，再過十年，換他要坐到「老」那裡去囉。
而代表「青年世代」的35歲導演程偉豪則相當謙虛，直呼希望
十年後，還能在這樣談話的行列中。雖然三位導演成長於台灣的不同時代，卻有一個極大共同點—他們都是台灣電影的票房保證。朱延平一手捧紅喜劇泰斗許不了，《新烏龍院》《異域》《狗蛋大兵》等作品，至今還是第四台高收視率的代表。魏德聖家住廟旁邊，他記得，小時候廟口的蚊子電影院，老人、小孩擠在一起，就是要看朱延平的電影。程偉豪則說，過去逢年過節，他一定會和爸媽去租朱延平擔任導演、郝劭文主演的《新烏龍院》錄影帶來看。
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創下5.3億台幣的票房，至今仍高懸國片紀錄，無人能出其右。作品《賽德克．巴萊》也深獲好評，目前他正籌拍《台灣三部曲》，希望場景拍完就留下來做為永續的觀光園區，面積達118公頃，18個國父紀念館大，「我現在做土地開發，」魏德聖開玩笑說。
至於程偉豪的《目擊者》《紅衣小女孩》系列，也在略顯低迷的國片市場中屢獲佳績，票房破億。他為電影注入台灣傳統民間故事，相當接地氣。
朱延平說，導演將自己的風格呈現到極致，就是具台灣獨特性的電影，「大家不要只做一種電影，把任何一種方向的電影做到極致，就是了不起。」像是朱延平的電影能讓人笑到「翻桌」，魏德聖的電影看了是超震撼，程偉豪的作品則能把人嚇破膽。
有趣的是，談笑間，魏德聖意外透露，他曾在朱延平的電影《異域》裡軋過一角，「我演一個阿兵哥，因為知道領不到錢，所以一個爆炸就全部躺下來，不衝了，」魏德聖笑稱。本次座談由《遠見》社長兼總編輯楊瑪利主持，三位導演都妙語如珠，從對談中可以了解台灣不同時代導演的辛苦，以及他們從這塊土地獲得哪些養分。以下為座談精華︰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朱延平導演1950年出生，魏德聖導演1969年，程偉豪導演1984年生，三位導演在不同年代怎麼開始拍電影？
朱延平答（以下簡稱朱）：這幾十年來台灣電影變化蠻大的，我剛進電影圈都是學徒制，從場記、副導演一路做到導演，歷經好幾年，在片場經驗是夠的，但我沒有吸收電影知識，所以算是比較老派的方法。現在的新導演，像偉豪這一
代，是靠著自己的才華，送輔導金，經驗未必那麼多，但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算是百花齊放。
而魏德聖特別的是，他是從傳統學徒制出來，想法卻比很多新導演開放、天馬行空。
魏德聖答（以下簡稱魏）：我剛入行時，台灣開放好萊塢電影沒多久，電影正往下坡走，但那時候年輕啊，沒有太多負擔，就慢慢磨、慢慢學，但傻傻學、傻傻做，做到自己有機會可以做電影時，哇∼沒人看電影了？那要拍什麼呢？那時候很多同輩導演都去申請輔導金，我也想要申請，可是我忍住。我知道輔導金申請一部死一部，因為錢就是那麼一點點，你要靠那麼一點點錢，做出個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
我考慮幾年就一直忍住，到最後覺得不能再忍了，因為我快40歲了，結了婚、小孩都出來了，要是再不賭一把，這輩子就這樣了，所以就冒了個險，拍了《海角七號》，用所有辦法做到我認為《海角七號》是個沒有妥協狀態的作品，大概是我39歲時。
問：所以80後的程偉豪導演是比較幸運的嗎？
程偉豪答（以下簡稱程）：我是好萊塢電影開放進來後長大
的，小時候常跑戲院，看好萊塢電影、各式各樣類型的片，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就認為導演、製作好像是未來可以做的方向，國二開始有導演夢。大學原本念廣告系，因緣際會跟影像製作的科系，一起拍了《無間道》的模仿片，接觸到一些製作，加上我這個年代開始有數位這東西，讓製作門檻相對降低，之後修了通識課「導演方法研究」，用系統性的方式大量閱讀導演手法後，才對電影有了更多興趣，念了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
那是2006年，我很清楚自己想要拍類型片，可光是要在台灣電影圈找個拍類型片電影的公司實習、工讀，都沒有機會，後來找到拍《宅變》《十七歲的天空》的三和娛樂，比較有拍類型片，就此進入這一行。
直到魏導的《海角七號》，整個電影圈才不一樣，我才跟著有機會。
問：《海角七號》對台灣電影圈有什麼改變？
朱：最大的改變，是以前看台灣片是很丟臉的，但從《海角七號》後，你沒去看國片，變成是一件丟臉的事情。這個改變非常
問：三位拍片時的大環境，有何不同嗎？
朱：我那年代是市場需要，台灣缺少商業電影。有一陣子都在走新浪潮、藝術的電影時，商業電影是缺少的，所以我會拍各個檔，但都是黑道壓著拍的。
例如，萬國戲院老闆說過年要上演一部戲，就開條件，導演要朱延平，演員要許不了、方正、陶大偉、林青霞、鳳飛飛，我就給你這個檔、給你8000萬，你就把它拍完。從導演到演員都被威脅，這樣的情況下一直在拍。
問：朱導演的年代都是這樣？
厲害，是天翻地覆的，《海角七號》到現在還是台灣最高票房， 5億多，不管什麼片都無法打破這個成績。
朱：大概維持了十幾年吧，我的動力一直都是黑道，拍了不賣錢我就很慘。所以自從黑道離開電影圈後，我就大不如前了（大笑），那個動力不見了。因為台灣為了加入WTO，好萊塢電影全面開放，黑道沒錢撈就走了。問：那魏德聖導演的困擾是？魏：好萊塢。問：那程偉豪導演的困擾？程：也是好萊塢。魏：其實偉豪這一代困難又更大，除了好萊塢，還有大陸資金影響台灣電影創作，以及網路串流平台的崛起，這是三大怪獸。
問：三位導演如何看不同世代的作品？對彼此作品的感想？程：兩位大導演的作品對我的影響真的非常大，這不是場面話。像朱導的《七匹狼》《遊俠兒》，當時多紅啊！現在卡拉OK都還會回頭唱那些歌，張雨生、庹宗華、王傑等。
後來要進入這行，也是台灣電影最慘時。但當時出現了魏導的《海角七號》，讓大家突然有了很大信心。身為後輩，覺得台灣類型電影好像真的有機會。
魏導做《海角七號》時，堅持要用5000萬拍，這件事影響我們很多，雖然後來我最多還是只用4500萬拍片，但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多電影工作者，會在意執行、製作的經費，堅持要有一定程度，才能到達一個狀態。問：魏德聖導演呢？魏：我家住在廟旁邊，小時候廟的對面是電影院，所以常去看電影，但電影院、歌仔戲、布袋戲沒落後，廟口就變成蚊子電影院上映的地方，每間廟都在演電影。當時看的電影，90％都是朱導的電影。
朱導的電影是給你娛樂，體驗庶民文化，老人、小孩擠得滿滿的，氣氛就是適合看這種電影，看了會笑、心情會好，朱導的電影對我是童年的全部。我當兵時還有去支援《異域》，演國軍阿兵哥，因為阿兵哥都知道拿不到錢，所以一個爆炸，就全部躺下來，不要衝了。但是我有努力演，因為我知道這個導演是從小看他電影長大。我知道程偉豪已經很久了，在他還沒拍《紅衣小女孩》時，我看了他拍的短片《保全員之死》，老實說我一看就嚇一跳。我安慰自己，那大概只有不用花錢的底片，才能拍出這種作品，
他節奏感好強，鏡頭語言很能抓住觀眾的呼吸。
看完後我就和朋友說，這個人將來不會是小角色，一個短片都能拍得這麼成熟，鏡頭跳躍和角度選擇，後來拍《紅衣小女孩》時，鏡頭更俐落。朱：我第一次看《紅衣小女孩》被嚇到，成本這麼便宜，但剪接、攝影、鏡頭這麼精準，而且他是新導演，有點讓我驚豔。好看的電影一定不會寂寞，票房也做了一個多億，是當年少數賺錢的電影。魏導的東西更是每次都讓我吐舌頭，他拍《賽德克．巴萊》我真的見識到他的韌性與堅強，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一邊拍還一邊去借錢。他說無法想像我怎麼能一邊剪接又一邊拍另一部電影，我更沒辦法想像他怎麼能一面拍電影，一面又想明天的錢哪裡來？
而且他堅持的毅力超出凡人，絕對不妥協，沒錢也要這樣幹，所以他一直做出別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要做的事情更是我無法想像，他是一個你永遠不知道他接下來要做什麼事的導演。問：請魏德聖導演分享拍攝《台灣三部曲》的初衷？
魏：我一直在想，什麼東西能保住（看電影的）紀念性、價值性，並且留住習慣性，那就是我自己蓋一間電影院，永遠放我的電影。然後電影內容是紀念性，我拍的是400年前的台灣，台灣歷史當然有紀念性；價值性我花很高成本拍，也不是隨便拍拍；習慣性不會有DVD、網路，用舞台、百老匯音樂劇方式經營。
沒想到事情愈搞愈大，現在已經收不回來了（大笑）。目前預定地大概18個國父紀念館大。電影拍完後是一個影城，是歷史文化園區，希望有遊客不斷來，不是一個點，而且要變成全台灣的事情，說來話長啦！
問：生長在台灣，台灣這塊土地對三位導演創作時有什麼幫助？給予哪些養分？
朱：我的電影算是土狗電影，當初港片很厲害，周潤發、新藝城呀，我們就是土狗片，和地氣接很深，所以我的很多演員、題材是來自台灣秀場，豬哥亮、許不了、胡瓜都拍過我的電影，講的都是台語。
像《狗蛋大兵》，講的是小時候不能講國語，講了要掛牌子、罰五毛錢，我把當年素材用喜劇方式包裝。
我真的有什麼想說的，大概只有《異域》，高中時偷看到柏楊的《亞細亞的孤兒》，當初是禁書，非常震撼，就立了志願，如果我有能力，要拍這部電影。
書還沒解禁時，我就去花園新城找柏楊，跟他聊《異域》，說我很喜歡這本小說，你能不能賣我？他說你別傻了，這個是禁書不能拍，我說沒關係，你賣給我，相信總有一天能拍。過了七年，書解禁了，我就拍成電影。
後來《10+10》裡，我還拍了個尾聲〈無國籍公民〉。金馬獎時，在桃園龍潭放蚊子電影院，很多龍潭人都是異域孤軍的後代，跟我講他們的困境，當初爸媽送他們到台灣覺得是天堂，但其實很多做地下工作，過得非常
辛苦，有賣淫、販毒的。除了這兩個我是有些想說的話，其他電影都是嘻笑怒罵，提供娛樂大家笑笑，如此而已。
魏：台灣當然有很深影響，我家開店，住廟旁邊，所以從小眼睛張開就看到人，是個想安靜寫功課都沒辦法的環境。剛開始覺得這就是生活，沒什麼，久而久之就覺得我和市井小民很容易聊天。
所以入行沒多久，我接了紀錄報導片後，發現我和他們很容易溝通，從聊天裡，我又能得到很多不同人的生活哲學，這讓我更想寫類似題材，特別是看了很多歷史小說，接觸台灣歷史文化後，對所謂的小人物、革命、反抗會更熱血，對於台灣從古老到現在社會的小人物反擊題材，會更有興趣。
程：我的作品很多台灣民間傳說題材，但我發現，台灣電影要開始往類型片去時，會更吃力、更辛苦，關鍵在於類型片要更有說服力。
所以後來拍驚悚題材時，即便是拍鬼片，也要和監製討論出一個好的題目，那時就想，泰國有幽魂娜娜、日本有貞子，每個國家好像都有自己代表意象時，台灣有什麼？從虎姑婆、紅衣小女孩出發，感覺有比較多故事。
拍《目擊者》時也是，我知道要做犯罪題材、要做懸疑片，知
問：三位導演30歲時，台灣是什麼情況？你們在拍什麼？
朱：我30歲剛做導演，面臨的是向電檢挑戰的環境。當時我拍《紅粉兵團》，有林青霞、楊惠姍、彭雪芬。有天早上我在睡覺，隔週要上片，老闆打電話給我說，導演你趕快來新聞局啊，出大事了！去了新聞局後發現，原來裡面有句對白，林青霞說︰「我是陝北游擊隊14支分隊游道要和觀眾有互動時，還是需要有說服力。如果想講台灣社會線記者，就要有該有的樣貌，遊走在黑白兩道之間，夠油條，強調送禮文化或茶文化，等於我在做這樣的片，要和台灣接地氣。這是我熟悉的成長環境給我的養分。擊隊長。」這句對白出問題了。這句有什麼問題？他說你別裝傻了，這句誰寫的？我答我寫的。他說陝北哪裡你知道嗎？陝北是毛澤東老家（編按：毛澤東應為湖南人）。我還真不知道耶，說了對不起，若不合適就剪掉，他說沒那麼容易，我要知道你是什麼想法，為什麼寫這個？
搞了一天質問我，最後剪掉，我寫了悔過書。那個悔過書我到
現在都記得，「本人朱延平不了解中國近代史，犯了巨大錯誤，特此悔過，並保證以後決不再犯，立悔過書人朱延平。」
五、六年前，我和胡志強、前新聞局電影處長陳志寬吃飯。陳志寬說，導演你要謝謝胡市長，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胡志強在做新聞局長時，把你一個不光榮的歷史燒掉了。我自己都忘記這回事了，陳志寬說，你的悔過書啊，結果胡志強講了一句話，「志寬你講錯了，我是把國民黨不光榮的歷史燒掉了。」這話我聽了好舒服。
魏：30歲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年，剛好是我第一部70幾分鐘的《七月天》短片，拍完我就知道能挑戰商業電影，覺得短片練習到這裡夠了。那時也是哥倫比亞投資台灣第一部商業電影《雙瞳》時，我做策畫。《雙瞳》讓很多從業人員開了視野。導演要我做分鏡，我就把一大堆不知道怎麼拍的畫進來，因為我想看好萊塢特效團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過程中，我發現其實沒那麼難，是我們自己想難的。所以我開始覺得《賽德克．巴萊》是可以拍的，也決定要寫《台灣三部曲》，覺得只要錢到位就能被拍。錢很難，但又不是最難的，錢無法解決才是最難的。
程：我的30歲是準備要拍《紅衣小女孩》時，很徬徨，想的是如何把台灣恐怖片拍好，不要很瞎的在這個世界上被看到。
至於30而不而立，根本也沒在想，只希望趕快拍出第一部電影長片，也希望第一部電影長片有一定質量，不管預算高低。問：如果三位導演要獻給台灣一部電影，那會是什麼？朱：我自己的電影我最喜歡《狗蛋大兵》，當初票房不是很好，但後勁蠻強的。我兒子坐車到台南唸書時，每次遊覽車上都放《狗蛋大兵》，全車都在笑。林美秀也跟我說過一樣的話。我覺得那是台灣早年的縮影，說國語要罰錢那些事情，最接地氣。
魏：接下來的《台灣三部曲》吧！講400年前，台灣剛被世界看見、台灣剛看見世界的時期。
程：我輩分太小拍不夠多，能獻給這塊土地的仍追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