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會成為國際科研邊緣人嗎？
近幾個月來，隨著世界衛生組織WHO祕書長譚德塞（Tedros）偏中的言論引起各國
撻伐，其直指台灣「種族歧視」的說辭，更讓台灣人群起激憤。無論孰是孰非，全世界藉此驚覺中國早已「深耕」世界各大組織，但殊不知，不只是WHO台灣不得其門而入，就連台灣曾經舉足輕重的國際科技學術圈，也明顯出現了「台消中長」的反轉態勢下，台灣亦節節敗退。
今年1月中，台大公布一項喜訊，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張耀文獲選擔任2020／2021 IEEE CEDA （電子設計自動化學會）總裁，成為該學會首位非美國也非瑞士的最高領導人，他的出線，立即振奮了台灣高教暨學術圈。
畢竟，內行人都知道，這不僅又是個「台灣之光」，背後更大的價值則是，還可能因而大幅推升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未來競爭力。
「高科技業的標準局」：
IEEE掌握產業命脈、人脈
這絕非言過其實。由於IEEE在全球電機電子領域具備擲地有聲的話語權，制定了全世界電子、電機、電算科學領域三成文獻、超過900個現行工業標準。而且，一半的電資領域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出自IEEE院士。
也因此，IEEE堪稱「高科技業的標準局」，不但最新、最重要的論文都會在此發表，更是產、學界重量級大師、科學家、工程師的沙龍（salone），集高科技領域的關鍵知識、人脈於一身的場域。其實，身為全球高科技業重鎮，半導體產業規模高居世界第二的台灣，過去在大學與產業的聯手助攻下，也曾在全球高科技產業的人才庫中，舉足輕重。
例如，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相關的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論文數量，台灣高居第三；高科技產業相關的電子設計自動化論文，更曾連續九年高居榜眼，僅次美國。每年晉升IEEE重要分會院士的人數，也只輸給日本。更遑論有許多台灣學者，長期擔任高科技領域多本重量級期刊的審查委員。但，近年來情勢急轉直下。大陸為了實現半導體自主的目標，以理工類大學龍頭北京清華大學為例，去年全校預算就高達
台幣1364億元，其中針對科學技術、基礎研究、重點實驗室、科技重大項目等預算合計超過台幣53.75億元，在學術圈發揮重大影響力外，更聯合港澳地區大學，積極搶進國際學會爭取重要職務，全力助攻大陸學者在國際學術圈上位。
反之，台灣一年100多所大學
今年初，台大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張耀文榮任國際電子設計自動化頂尖學會IEEE CEDA總裁的消息，這不僅是台灣之光，更振奮了高教學術科研圈，背後代表的意義為何？
的高教總預算僅1000億元，再加上近年來海外留學人數大減，讓以往台灣人在國際學術圈的龐大聲量，正隨著上一代旅美學者漸漸退休而消退。
拿IEEE來說，台灣近十年來的新增院士人數，每年始終維持在五至八位左右，但大陸早已從2012年的九位，去年已新增達28位，暴增三倍。
在台灣人為張耀文雀屏中選，當上IEEE各專業學會近20年來第二位台籍總裁而開心的同時，大陸含港澳已出過六位總裁了（頁138表）。
可提前嗅到產業趨勢，早鳥擁15％市占率優勢
很多人天真以為，學術的成就，端看各國的研究能量，但其實，關鍵在於科研的走向，若在國際重要學會中，擁有自己人來預知，甚或主導科研風向，劃對重點，就能贏在起跑點！「擔任國際學會的行政角色，不代表就可以獨斷產業走向，但絕對可以洞燭機先，」張耀文說，身為總裁，光是每年籌辦年會時，與會員一起商討年會主題、挑選要上台發表論文的講者，等於是站在產業制高點。
他進而解釋，歷史經驗顯示，「早鳥」擁有高達15％的市占率優勢，足以拉開一家公司、甚至是一個國家與競爭對手的距離。「反之，一旦後知後覺，甚至看錯風向，那根本是全盤皆輸，」
以2006年台灣發展無線通訊為例，錯押在英特爾（Intel）提出的WiMAX系統，五年後宣告失敗，不只數千億的投資付諸流水，政府還被業者集體求償200億元：「其實，當時在學界，很多人早就看到國際風向並不在WiMAX這邊，」張耀文說。此外，總裁還主導、決策學會的人事、業務、行銷和行政，如年會召開地點、主題、與會人士⋯⋯「如真有私心，要力捧自家的學者或主軸，都未嘗不可。」
不能埋頭學術，須參與行政
「學會是科研的集散地，科研則是產業的先行者，可以說，誰拿到發聲權，誰就掌握了未來！」張耀文提醒，台灣不能只
是埋頭研究，更要抬頭關注、參與國際學術行政。其中，參與國際學會行政事務，以及擔任「國際期刊編委」都不可或缺。像是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洪瀞，從博士班起就主動擔任土木領域國際期刊的助理編輯，參與國際期刊的運作，擔任過近十本土木領域重要期刊的副主編和主編，每個月依然要幫忙審查七至八篇論文投稿。
他說，論文能否登上期刊，關乎到一個國家年輕學者的國際能見度。此時，期刊主編可以運用訂定期主題、提供學者修改意見、決定上刊論文⋯⋯無形當中，都可以暗助到自家學者。
另外，儘管許多年輕學者都認為，若擔任期刊編輯，就得犧牲自己的時間幫人審稿，但洪瀞不以為然。他強調，主動擔任期刊編輯，不但可以察覺當前趨勢，更避免與人撞題。「研究能否切合潮流，將影響科研經費的取得，及能否登上國際頂級期刊，」洪瀞進一步說，科研不但得做得好，還要做得早：「只要別人早一個月發表同類型論文，你的研究就等於付諸流水。」值得注意的是，期刊審委通常為無給職，讓人興趣缺缺，洪
瀞近年觀察，負責期刊審查第一關的助理編輯，通常會找博士生來協助，「期刊編審，好聽是人脈互相幫忙，說白了也就是學術派系的集結，」但偏偏目前在海外，大陸博士生遠多於台灣多，再加上台灣博士生意願不高，因此，在期刊審核上，台灣人的勢力明顯褪色，愈來愈邊緣化。
美國學術界的華人教授，台灣出身者只剩10％
「80、90年代時，美國學術界的華人教授曾80∼90％都是台灣出身，但現在可能只剩下10％，」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也憂心忡忡分析。
早年台灣高教環境還不完整，優秀學生要深造碩博士，只能去美國，學成後許多人就留在當地，也讓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華人臉孔，許多皆是台灣出身。
而這股勢力，不容小覷，當年
台美斷交，《台灣關係法》的設立，也是他們居中奔走。
後來隨著台灣高教環境成熟、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愈來愈多台灣學生選擇當土博碩士，空下的位置，也就被中國留學生取代。「在哪裡念書不是重點，關鍵是，台灣碩博士能否得到得歐美大學的青睞而獲聘教職？」張耀文呼籲，台灣過去一直有著「老二思惟」，習慣當歐美日等國頂尖學者的追隨者，但，科技業就得有先鋒思惟，「一個關鍵技術勝出，能創造出台積電，反之，能摧毀一家諾基亞（NOKIA）。」
這次張耀文的總裁之職，帶來的不只是一時掌聲，更是台灣學術能量是否在國際發聲，年輕學者能否就此抬頭看世界的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