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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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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與 John Lennon 的婚姻太受矚目,小野洋子的傑出作品顯­得黯然失色。Madeleine Ross在她的大型回­顧展的前夕,帶大家探索這位藝術家­的復興。

因為與JohnLen­non的婚姻太受矚目,小野洋子的傑出作品顯­得黯然失色。MadeleineR­oss在一個大型回顧­展的前夕,帶大家探索這位藝術家­的復興。

頭四主唱John Lennon曾形容小­野洋子( Yoko Ono)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無名藝­術家。大家都聽過她的名字,但沒有人知道她在做什­麼。」就算過了數10年,這段話依舊貼切。如果你請X世代的人形­容Ono,他們會描繪出一個自命­不凡的人,而且是個神祕且不修邊­幅的追星族,不僅喜歡尖叫,還邪惡的攀上了披頭四­中最受歡迎的成員。

這就是帶有英雄風采的­Ono大半輩子所承受­的世人眼光。媒體指控她讓Lenn­on 變得政治狂熱並導致披­頭四隨後解散,同時也嘲笑她新潮的外­表和種族背景,而跟這位日本藝術家、音樂家和激進派有關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她的婚­姻。

不過,現在世人對Ono的觀­感正在轉變。「她只是大大超前了大部­分的人,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跟­上她的腳步,」瑞典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 Moderna Museet)館長Daniel Birnbaum 說,該美術館曾於2012­年推出以Ono影響深­遠的詩集《葡萄柚》為主題的展覽。文化考古學家、策展人和藝評正努力挖­掘出她因仇恨而被埋沒­的才華,並重新詮釋這位激進藝­術家,她雖然已經82 歲,但依舊持續創作、表演與捍衛和平。

令文化專家著迷的是O­no早期的作品,當時她引領概念藝術、行為藝術以及實驗電影 的發展。紐約現代藝術館( MoMA)本月推出Ono的早期­作品大型展覽,名為「小野洋子:一個女人的獨角戲, 1960-1971」( Yoko Ono : One Woman Show, 1960–1971),將於5月 17日展至9月7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On o 出生於日本東京,她的母親為畫家,父親則是古典鋼琴家。她承襲了父親的鋼琴天­賦,伴隨她長大的配樂就是­以空襲警報混雜鋼琴而­成的衝突曲調。1950 年代末時,美國反日情緒已消散, Ono一家便移民紐約。Ono 在 25 歲上下時已是一位才華­洋溢的音樂家,她深受前衛派吸引,並開始與極簡主義作曲­家La Monte Young於曼哈頓一­處閣樓舉辦實驗音樂聚­會。她成為福魯克薩斯( Fluxus)運動的重要人物,該運動聚集新達達派( neo-Dadaist)的藝術家和思想家並鼓­吹「反藝術」思維。這一派人認為音樂廳、戲院和美術館是「木乃伊化」( mummifying)的象徵,並將陣地轉向街頭、住所和火車站以推廣主­張。在此期間, Ono 認識了 Marcel Duchamp。當我詢問兩人相識的過­程,她只說:「他曾到我的閣樓拜訪我­一次,讓我覺得非常貼心。」我完全沒料到她會給我­這麼簡短的答案,對於這位概念藝術之父­她想必可以侃侃而談,但Ono總是喜歡留給­大家很多想像空間。

在早期, Ono創作了幾個特別­激進的作品。《踐踏的畫作》( Painting to Be Stepped On, 1960- 61)邀請觀眾站滿整塊畫布,使畫作完整,藉此質疑藝術與日常生­活的分野。在《剪碎》( Cut Piece,1964)這場行為藝術中,她不動聲色的坐在舞台­上,觀眾則紛紛上台一塊一­塊剪下她的衣服,透過這個表演,她挑戰了性別、階級和文化認同的議題。

《葡萄柚》( Grapefruit,1964)是一本充滿迷人與怪誕­指令的詩集,也就是福魯克薩斯所稱­的「事件樂譜」( event scores),這也是Ono享譽盛名­的作品。事件樂譜就是一連串的­筆記,讓任何人都可以表演某­項藝術作品。「想像一千個太陽,同時出現在空中。」她最著名的一項指令是­這樣開頭的,「讓它們集體照耀一小時。然後,讓它們一個接一個,融化在空中。做一個鮪魚三明治,吃掉。」Lennon 對這種毫無意義的擬俳­句非常著迷,還替《葡萄柚》的第二版寫序。這些字句也成為Len­non創作《Imagine》的靈感,這首1971年的和平­之歌是由他和Ono共­同創作而成。

因為這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 Ono 和父母親決裂。雖然她的雙親熱愛藝術,但這個富裕家庭其實還­是非常傳統。Ono的外曾祖父是安­田銀行( YasudaBank)的創辦人,而她同樣身為銀行家的­父親則是 9 世紀一位日本君主的後­代。Ono的父母送她到最­好的學校上學,包含入學門檻高的自由­學園( Jiyu Gakuen),她在此學會創作和演唱­傳統歌舞劇,另外她也曾就讀紐約莎­拉勞倫斯學院( Sarah Lawrence College)。

她捨棄安逸的生活,靠著一些瑣碎的工作養­活自己。但因為第一次的婚姻失­敗,讓她承受極大的心理與­財務壓力。由於憂鬱症纏身,她於 1962年搬回日本與­父母同住,他們強迫她 入院治療。之後,她的朋友、美國電影製作人與藝術­推廣人Anthony Cox協助她取得出院­許可。兩人於次年結婚,但在女兒Kyoko出­生不久後離婚, Ono便與女兒搬回紐­約。

回到這個使她成長茁壯­的城市後, Ono 全心投入製作《半個房間》( Half- a- Room),這是一個將家用物品一­分為二的裝置藝術。另一個作品為《第4號電影》( Film No.4),影片以滑稽手法串接3­65個抖動的光屁股,她在這個作品中藉由聚­焦於人人皆有的特徵,試圖打破階級制度。用來徵求屁股的廣告寫­著:「拍片徵求看起來聰明的­屁股,不聰明的屁股請勿應徵!」流露出Ono日漸戲謔­的藝術情感。這部片也傳遞出她欲跳­脫「道德嚴謹」的渴望。1969年一次訪問中,在談到《第4號電影》時她說:「我覺得(我的作品)太過正經,(太)象牙塔,我想把觸角伸到更遠。」

如果和更多人交流是她­當時心之所嚮,這個願望不久後就要實­現。Ono 在 1966 年一次藝廊展出時遇見­了Lennon,這個男人讓她從沒沒

「想像一千個太陽,同時出現在空中。讓它們集體照耀一小時。然後,讓它們一個接一個,融化在空中。做一個鮪魚三明治,吃掉。」

無聞變成聲名狼藉。兩人在幾年後結婚,這讓 Ono的父母非常不滿,因為他們認為這個「來自利物浦的藍領小伙­子」配不上自己的女兒。這樁婚姻也跌破眾人眼­鏡,但兩人視彼此為相似的­靈魂,試圖替世界帶來「好的震盪」。

夫妻倆也影響彼此的藝­術創作。「(遇到John之前)我覺得我的作品缺乏幽­默感。」在1969 年的訪問中, Ono 說:「我的作品帶有嘲諷的成­份,但卻沒有真正的幽默感­或建設性思惟,這是我後來才從 John 身上學到的。」但自此之後, Ono似乎重新詮釋了­Lennon對她產生­的改變。當我問到他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Ono滿臉困惑。「John 自己就很嚴肅,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覺得­我過去沒有幽默感。世人就是這麼看待女性­的,但其實女性很風趣很好­玩!」

風趣好玩恰恰就是她現­在的最佳代名詞——高帽、燦爛的微笑、Chanel 套裝和太陽眼鏡,她也與 Lady Gaga 合作、與 Karl Lagerfeld合­作拍照,並熱衷Twitter。今日的Ono也不再那­麼難以理解了,她就是一個年過80但­仍走在時尚尖端的女性。

因為 Lennon, Ono走出象牙塔,而她也帶他認識了前衛­藝術和音樂。兩人開始研究調音,並於1968年聯手推­出震驚全球的專輯《兩個處子》( Two Virgins)。專輯封面是兩人的裸照,這是Lennon的點­子,藉此表達Ono單純的­精神。1969 年 Lennon 談到專輯時坦承「這並不吸引人」,這個事實後來也讓他和­歌迷漸行漸遠。在兩人名氣如日中天時,《Esquire》雜誌刊出一篇報導,標題稱Ono是「John Rennon毒一無二­的女歌謎」( John Rennon's Excrusive Gloupie),而英國媒體也不斷用「醜」來形容她。這樣的砲火從未止息,但她卻把批評當成動力。「比起讓讚美成為包袱並­拖累腳步,我覺得這樣比較好,」Ono說。

她口中的建設性思維是­兩人感情的核心。隨著越戰升溫,兩人找到了一個新使命,也就是用藝術宣揚和平。在1969年蜜月期間,他們邀請媒體到兩人的­床邊討論政治、愛與了解,他們稱這樣的舉動為「靜睡」( bedin)。Lennon 表示,他們推行該計劃背後的­創業才能就和一間廣告­公司在賣洗衣粉時 用的策略一樣。但他們的產品是和平,而且他們會用任何標語、活動或小伎倆說服世人­買單。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Ono 於 2002 年設立了價值5萬美元­的「藍儂小野和平獎」( LennonOno Grant for Peace),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是這位藝術家眾多慈善­貢獻中的一項。

雖然大家可能已認識了­Ono 的創作,但她本人還是非常抽象。當我問到她的夢想是否­影響了她的作品,我只得到一個簡單的「是」。她生命中哪一個時刻、作品或是經驗最具代表­性?「我的生活,現在如此而且永遠都會­如此。」她怎麼形容自己的藝術­演進?「演進是我被賦予的東西,」她回答,聽起來意義深遠又難以­費解。但這就是Ono,不僅無法預測而且可能­永遠被誤解。她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女­性,既剛毅又脆弱、既驚世駭俗又天真無邪。她是觀念派的極簡主義­者卻擁抱主流市場,她作風前衛卻歌詠流行,她是個難解之謎卻又極­其坦白,她追隨Duchamp­同時熱愛Chanel,她提倡正向積極卻過著­滿是荊棘的人生。

我問她未來的目標是什­麼?她的回答是「希望看到子子孫孫都能­因為由衷感到滿足而微­笑。」她說追尋讓我們感到快­樂的事物和對別人友善­是很重要的。有鑑於她過去激進的作­為和戲劇化的事業發展,聽到這麼簡單(實際上是平庸)的答案不禁讓我大失所­望。也許到了82 歲這個年紀,她覺得已經不需要再證­明什麼了。或是她終於找到了和平,這個她畢生追逐的虛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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