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手記

一九六○年秋，中國已進入大饑荒的歲月，我當時在北京鋼鐵學院念二年級，照例下鄉助農民秋收麥田。在割麥子中，把右手掌磨破了，秉承輕傷不下火線的原則，繼續用右手握鐮刀割麥。

由於傷口被感染了，手很快就腫起來，半夜疼得無法入睡。於是每天晚上平臥，手放在胸前，得以減輕壓力，才能好受一些。

等秋收完畢返回學校，馬上去了校醫室。一個年輕的醫生朝我手背腫起來的地方噴了起麻醉作用的冰凍霧液，在手背上畫了一刀，膿血立刻流出，他塗上藥包紮好完事。

雖然疼痛減輕了，但校醫太年輕，我心裡不踏實，就搭公車去了解放軍總醫院，找外科主任陳景雲。

陳伯伯當年留學過英國，和我爸爸是老朋友，而我和他的長子陳文泰又是一起長大的朋友。我走入他醫院的住處，陳伯伯正在用午 飯，一看見我，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二話不說，解開我的繃帶一看，第一句問：「你是哪天感染的？」隨後立刻就帶我去門診部。因為都姓陳，他就說我是他姪子，立刻幫我辦理住院手續。後來告訴我，他最擔心我骨頭會感染，那可能將會切去半個手掌。第二天早上進行手術，由他手下軍階為大尉的盧世璧醫生主刀。按規矩，作為主任的陳伯伯不好親自操刀，只是臨場看負責的盧醫生主刀。此時他先由手掌傷口兩端畫開切口，將一股 棉紗從下邊切口塞進去，再由上邊切口拉出來，用以引出濃汁。儘管打了麻藥，但下刀後塞棉紗時，我還是相當疼痛。陳伯伯抱住我的頭說：「孩子，這是因為你不小心而付出的代價。」做完手術後，我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十三天，這十三天，是我在大饑荒歲月中天天能吃飽的唯一一段日子，不但讓我在當時萬分懷念，就是到了今天仍記憶猶新。這期間唯一難熬的，是早上一起來要去換棉紗。把棉紗從傷口裡面拉出來，然後再塞一根新的進去，而且還是不打麻藥的。拉出來時帶著濃和血，這棉紗本已黏在傷口上，硬拉出來如同上刑場。我通常用左手緊緊抓住換藥時的桌腳，咬牙熬過這一關。但這一痛苦，較之後可以放開肚皮吃早、中、晚三餐的快樂而言，可以說是既短暫也微不足道了。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