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 門縫裡看人的

錢鍾書個頭不高，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裝，一副黑框眼鏡架在鼻梁上，顯得溫文爾雅，與一般的中國人無甚分別。只要他一啟口，滿嘴的英語片子、典故術語層出不窮，哪怕很長的一段典籍，他都能用原文朗朗誦出，如數家珍，就如同運用自己的母語一般⋯⋯

上世紀七○年代初，夏威夷大學羅錦堂教授收到一封從澳洲寄來的信，寄信人為坎培拉大學中文系主任柳存仁教授，信中謂其學生從夏志清撰寫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看到對《圍城》的高度評價，欲選這篇小說作為博士論文題材，卻苦於無處覓《圍城》一書。

《圍城》於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大為轟動，一直暢銷不衰。經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後，因政治原因而陷入了長達三十餘年的沉寂。期間僅在香港出現過盜印本。台灣無人盜印，也是無人敢印，它屬於「匪區」禁書。為成全學生之意願，柳教授特致函，向同行打聽。所幸夏威夷大學圖書館藏有此書，羅先生不怕麻煩，將整本書一頁頁複印下來，寄去，為澳洲學子的研究提供方便。很少讀現代小說的羅先生，趁機將借來的書細細讀過，文中的比喻可謂天馬行空，妙不可言，他為作者生動、機智而又幽默的文筆所折服。眾所周知，《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一篇長篇小說。它沒有代溝，上至耄耋之齡，下至十二歲以下的兒童，皆為它所吸引。我有一位朋友的女兒，名任欣欣，就是個錢粉。她十一、二歲時便捧著《圍城》夜讀，號稱不下百遍，裡面的文字反覆看，久不生厭。父親每每在寧靜的夜晚，忽聞女兒房間裡傳來「咯咯」的笑聲，便知她又在偷看《圍城》。她不僅愛讀，而且在負笈海外後，還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拙議「圍城」〉，投稿至大陸《四海》雜誌。文章開頭便是，本人年芳十三，現居丹麥。《四海》雜誌的主編白舒榮對此稿頗為欣賞，編輯時，主觀地將首句「年芳十三」改為「年芳三十」，認為是作者筆誤；十三歲的孩子如何能寫出文白夾雜的老道文字？當被告知那確實是作者的真實年齡時，她仍堅持己見，這肯定是假的。試想，中國文化剛經歷了那樣的劫難，如何能孕育出如此茁壯的文學幼苗來？不僅主編難以置信，就連錢鍾書本人也感訝異。當該文發表後，被一位常與錢老打交道的編輯連同原文轉給了他，錢老的反應可從他的回信中窺見：「奉到 惠函並任女士大作，不勝驚愧。拙著何足道，承任女士破格賞識，愈覺慚怵。任女士如此幼年，已工文筆如此，令我驚訝，將來未可限量。」他不僅回函，還將原稿「寶藏」。信中猶見錢老謙卑的修養與欣喜；以為中國的文學後繼有人。當羅錦堂讀《圍城》時，並沒有想到，有朝一日，他能邂逅《圍城》的作者。

1979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受美國之邀，派代表團訪問。這是與美國隔絕三十多年之 後，中國學者的首次訪美，錢鍾書便是其中的一員。之前，海外訛傳錢鍾書去世的消息。誤以為真的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當即寫了一篇追念錢鍾書先生的悼文。當「起死回生」的錢鍾書出現在他面前之時，想起那篇悼文，彼此會心地微笑。那次訪美，錢先生得以登上哥倫比亞、耶魯、哈佛、加大、史丹佛、以及夏威夷等各大學演講台，在他那口若懸河的英式英語中，偶爾插入法、德、義以及拉丁等語，讓在場的人大開眼界，大飽耳福，人們被他那純正的英語，清晰的記憶力，和豐富的學識所傾倒，猶如香檳打開時的一聲巨響，產生語驚四座的盛況，瞬間在學術界掀起一陣「錢潮」。哈佛一名叫艾朗諾的學生，正是目睹了錢鍾書的演講風采，對他大為佩服，後來將錢的巨著《管錐篇》譯成英文。在五年的翻譯當中，凡是書中的引經據典，他都要一一查找原文，發現，錢先生引用的往往是人們不易察覺、容易忽略的東西。一個人的學問做到如此精深，讓他更加佩服之至。自謂這五年裡，他既是學習，又是欣賞，又是喜歡，待全書譯成後，仍餘味無窮，竟有些不捨。羅錦堂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中心見證了錢鍾書訪美演說的盛況。當時，能容納幾百人的場所擠得滿滿的，連每個窗戶上都印著不同膚色的面孔。錢鍾書個頭不高，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裝，一副黑框眼鏡架在鼻梁上，顯得溫文爾雅，與一般的中國人無甚分別。只要他一啟口，滿嘴的英語片子、典故術語層出不窮，哪怕很長的一段典籍，他都能用原文朗朗誦出，如數家珍，就如同運用自己的母語一般。與一同出訪的代表團成員相比，頃刻就顯得鶴立雞群、出類拔萃了。人們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大陸歷經各種浩劫之後，居然還保存下來像錢鍾書這樣超群絕倫的大學者，簡直是奇蹟。羅先生對此印象極為深刻。 錢鍾書在夏威夷僅停留兩三天，日程密不透風，華僑將他給包圍了，許多讀過他的小說的人都想一睹他的風采，求見的、宴請的絡繹不絕。不記得在什麼場合，羅先生得一機會與錢先生相識，因人多嘈雜，只求謀面，難以開懷暢談。幸好錢先生熱情相邀，他日返國省親時，在京城重敘。沒想到，重會之期轉眼來臨。翌年，國門一打開，羅先生便急於申請回大陸的簽證，欲返闊別三十餘年的老家隴西探親。回鄉前，他在北京停留一周，到友誼商店購置見面禮（家人所需要的電器等幾大件），順便拜訪幾位在京的學術界人士。欲拜訪當地學者？沒問題。賓館的司機神通廣大，無所不知，只要報出人名，偌大的北京他們都能替你找到，好像這些人都是他們平日串門的哥兒們。國內當時沒有私營出租車，北京大街上見得多的是毛主席語錄，以及滿街的單車和公交車。所謂旅館的出租車，也是屬於國營性質。有一個上午，旅館的司機按羅先生的要求，將他帶到俞平伯先生家，下午，另一位司機又將他送去同一地點，卻不同樓。羅先生這才意識到，俞、錢兩家在同一個小區。車子在三里河南沙溝六棟門前停下。羅先生請司機等一會兒，自個兒上三樓去拜謁。司機並不理會他的話，徑直跟著他後面走。羅見狀，有些不悅，「我探訪朋友，你怎麼也跟著？」誰知滿口京腔的司機理直氣壯地說：「老實告訴您，您今兒見什麼人兒，談的什麼話兒，晚上我都要寫報告向領導匯報的。」據說，錢氏夫婦埋頭做學問，深恐被打擾，每次有人登門，他只開一條門縫說：「謝謝！謝謝！我很忙！對不起，我很忙！謝謝！謝謝！」無論陌生人還是熟人，哪怕是有頭有面的權威人物，如非正事或要緊事，不惜開罪人，閉門不見。由於事先已電話預約，羅先生並沒有遇到傳說中的「門縫裡看人 」的尷尬場面。這回是錢先生親自開的門，笑盈盈地將兩位客人迎進客廳，並關照「司機同志請坐」，讓羅先生甚感意外。錢先生是個明白人，對司機的「陪同」，習以為常，並不介意，確切地說，是無可奈何。此時錢老的另一半，楊絳夫人，從裡屋出來，笑吟吟地打個照面，又給兩位客人端上熱茶。羅先生將友誼商店買的一盒精美點心捧出，楊絳雙手接過並致謝，隨即折回裡屋。七十歲的錢老身體健朗，一無老態。羅先生突然想起一個朋友曾告訴他，錢先生以前講課，一根文明棍不離手，且在手中舞來舞去。文明棍即手杖。舊時的英倫紳士，手上總有一根精緻的手杖，與頭上的大禮帽和筆挺的深色西裝相應，既斯文、內斂，又有品味。這套行頭成了英國紳士的典型標識。民國年間，受西方影響的一些知識分子，也都喜歡拿一根手杖。如溥儀、蔣介石、胡適等。傅斯年於1945年隨國民參政會的人一同去延安訪問時，他一襲西裝，禮帽、手杖和皮鞋的紳士派頭，出現在著布衣布褲和布鞋的毛澤東面前，對比鮮明。手杖到了中國被賦予「文明棍」的美稱。如今七旬老人，此物反而不用了。錢老說那是留學時學來的英國紳士派頭，現在早已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