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老梅

沒想到那大大咧咧滑出他喉嚨的口頭禪，竟又「一語成讖」，且是因禍得福的「一語成讖」。事情是這樣。我的德國行程快要結束時，得知他利用鄉下的萬般空閒，作出了要去朝鮮（北韓）教書的重大決定。他的這個決定，弄得我和施益堅（德國作家）覺得他差不多快成了梵谷——精神失常，就等著朝自己腦袋開一槍了！他去朝鮮以後，一直杳無音訊，我替他擔憂之餘，有時又覺得自己的擔憂挺好笑，他這麼一個開朗、好相處又遵紀守法的德國人，想必朝鮮還是能容得下他……直到六月的一天，我一連接到朋友幾個電話，得知他正被朝鮮驅逐出境，這一驅逐，倒又圓了他的南京夢——他被驅逐回南京。至於他犯了什麼嚴重的事，會被朝鮮如此嚴肅對待，朋友沒有多談。我知道他若是在南京徹底安頓下來，一定會跟我聯繫。他一直把和我的關係「保養」得很純粹，這關係只聽差於文學，他從不讓自己的生活瑣事、不堪攪和進來。我知道這讓他在我面前保住了基本尊嚴，他越狼狽不堪時，我越不能主動與他聯繫。七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他發來的一則短信：「黃梵你好！我已返回南京！現在還沒空安排見面，但我始終記掛著這事……」「聽話聽音」的法則，其實一樣適用於朋友，他的短信既表達了回到南京的興奮，也像一道屏風擋住他暫時的困境，還傳達出他對未來的信心：他的境遇一定會好轉，到那時他將和我見面。我當然懂得這則短信竭力「保養」的東西，於是回信讓他放寬心：「我很高興得到你的音訊，也期待早日和你見面，但等你真正空下來時我們再約！」這一約定竟滑行 了半年，直到第二年一月，他才向我發來約見的短信。我能想像他如何花了半年才走出惱人的困境，如何讓自己重振旗鼓後才來見我。再次見面時，他一味和我談著南京，獨獨不太談朝鮮。我當然「懶得」問他離開朝鮮的原因，和離開時的驚心動魄。看著他的臉，我想從他的皺紋度量出他經歷的磨難，當然十分徒勞。我很佩服他僅用半年，就把自己從低谷「保養」到了從前的正常狀態。那天，他還帶來一個學漢語的德國小夥子，用自己的現身說法，加深著小夥子對南京的美好感覺。分手結帳時，他完全像一個中國佬，拔腿就衝到服務台付錢。我知道，他希望我看見他的境況跟從前相比，沒有一絲改變。我則一反常態，回到家裡就給朋友打去電話，朋友對他離開朝鮮的原因清清楚楚。原來他在朝鮮「犯的法」那麼輕微，而遭受的懲罰卻那麼嚴重。他負責向朝鮮大學德語系德語資料室推薦書籍。一天，一個負責審查的朝鮮人，從他推薦的小說中抓到了「把柄」：那人在整本小說中只找到一句有點怠慢社會主義的話。於是，他被勒令七十二小時內必須離開朝鮮。在朝鮮臨時訂不到回國機票，所幸南京接納了他。他抵達南京時，因一路的匆忙「逃竄」，令他丟失了電腦和銀行卡……我感佩於他壓根沒提這段艱難的日子，他總是在我面前保持一成不變的灑脫，會不會這也是德國精神的一部分？即堅守精神認同所需要的穩定形象？

（寄自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