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管國企官員集團反擊？

彭濤(德國)

中國國資委在「求是」雜誌發表一篇「自宮性」文章，強調「國企組織工作機構和人員，要納入企業管理機構和人員編制」，「國企大凡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有學者指，國資委代表國企官員提出「企業決策由黨委決定」的意見，企圖加強黨的領導旗幟下，恢復「官員集團」大權獨攬局面，以換回因習王反腐而失去的對國家資產的分帳和控制權。國資委推「黨管國企」，是官員集團對習近平中央的反擊嗎？針對國資委的動議，中國學者對歷史沿革作了梳理，認為這是「歷史的反動，是 促進國企死亡，促進共和國垮台的倒行逆施」。歸結有如下幾點：

一、自上世紀50年代始，中共根據前蘇聯模式建立國有經濟體系，全國大大小小企業以國企之名，成為各級官員的「私人莊園」。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引下，中共一再強調突出政治，物質刺激漸被取消，工人生產積極性持續下降，各級國企效率一蹶不振，社會物質極度匱乏。二、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重塑經濟，重物質刺激，實施改革開放，經濟一度重現活力。但由於大小國企都控制在各級官員手中，這些人即便原是內行，多年當官也變成外行。在外行官僚主義領導下，光靠刺激工人生產積極性終究難以為繼。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使大小國企很快就變成雞肋，甚至「殭屍」。三、朱鎔基上台後，下令將中小國企一律拍賣，對特大型國企進行股份制改造，力圖把封閉式的「私人莊園」變為開放式的「公共農場」，逼各級官員決策經營公開，打破各級官員把持企業我行我素狀態。朱的改革為經濟大發展奠定基礎，但政治改革滯後也給權貴階層攫取國有資產提 供良機。朱卸任後，大型國企官員們研發出一套擺脫社會監督與控制的技巧，諸如：大而化之模糊化企業經營數據（甚至做假帳），收買或邊緣化企業獨立董事等。大型國企很快又置於官員們任人唯親、獨斷專行的絕對統治之下。四、習李政府的應對策略是「混改」，讓私人資本參與大型國企。私人資本參與國企，必然會密切關注國企經營過程與決策，官員們再難蒙混過關，我行我素。「在王岐山反腐利刃之下，國企大小官員如履薄冰，哪裡敢反對什麼混改」。但19大上，王岐山下台，「習近平被套上了黨紀國法的籠頭」，國資委代表國企官員堂而皇之地提出「企業決策由黨委決定」的意見。國資委「企業決策由黨委決定」的動議，表明中共高層經濟路線之爭，以及對國家資產控制和分帳之爭。國資委向來是國企官員重要陣地，現在拋出這麼個反市場聲明，不禁令人質疑：這僅是官員集團要搞新的腐敗，還是政府新的國策規畫？誰是保守派？習中央到底屬於保守派，還是所謂「隱性」的開明派，或介於兩者之間 ？「求是」雜誌為何敢刊登如此復辟文章？這是哪來的底氣？習近平的旨意在黨內既然「不能違背」，那麼這些保守東西是不是習思想的反映？或是保守派及反對勢力借助習黨管一切的思路順藤摸瓜？事實來看，習近平在左右和保守與改革之間走鋼絲，搞平衡，也因19大後「被套上了黨紀國法的籠頭」。習近平經濟政策的目標是讓中國市場經濟得以在國家的有效調控下穩定運行，防止任何外來資本對中國金融和資本市場干擾和操控。所以中國經濟必然在市場自由與政府調控之間，找到基本平衡，既不讓中國經濟倒退到完全計畫經濟時代，又不能任憑市場自由發展。之前，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一篇「保衛改革開放」的文章，在中國知識界盛傳，與不久前人大馬列教授周新城「共產主義就是消滅私有制」文章形成鮮明對照。這表明，中共黨內在經濟路線上的思想與政策方向競爭。而習近平則嘗試，利用這兩種思想交鋒，使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不偏不倚」（既左且右、大政府小社會）地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