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中國模式之殤

彭濤(德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維迎此前發表演講表示，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並非得益於「中國發展模式」，認為這一錯誤解讀引發西方國家擔憂，是造成美中貿易戰的原因之一。因為在西方人眼裡，這個以「國家資本主義」為特徵的模式，與公平貿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下，張維迎的觀點讓爭論已久的話題重新復活，使中國發展方案再遭質疑。事實上，時下的中國模式也問題重生，充滿矛盾，處境困急。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是指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經濟上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思想。現在，這一觀念在中共領導階層占據主要地位。而且過去黨內的「改革 中堅力量」，如今也成為支持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的主力軍。他們支持中共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專制，要求對言論自由和其他人權予以箝制。有研究中共政策的體制內學者，就拿清代的文字獄與「康乾盛世」，來證明中共當今箝制言論自由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他們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攻擊、影射滿清為夷狄，否認清政權合法性的一切文字與思想傾向，進行了最血腥的鎮壓，為王朝奠定了長達百年之久的盛世，即所謂康乾盛世。反觀滿清末年，在發起洋務運動，革新政體時，卻忽視了對輿論的控制。民心離散導致一個龐大的帝國在武昌起義的槍響之後，迅速土崩瓦解。因此，他們說，「在一個非民主的君主制和類君主制的國家裡，箝制言論自由是保障國泰民安的基本條件」。結合中國社會政治的現實狀況，他們認為，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人們普遍對個體尊嚴和保護私有財產的重要性缺乏認識；面對一個充滿競爭和貧富分化的社會，人們心懷恐懼和怨恨，社會底層懷念毛澤東時代；「在此背景下，開放言論，只會導致太平天國運 動、義和團運動的重現，只會導致李自成、張獻忠之類的人物大行其道。」這一辯說凸顯了中共政治制度的兩難與窘境。一方面，要維繫一個非民主的君主和類君主式的政治體制，中共確實需要箝制言論自由，以保障「國泰民安」。而正是這個一黨專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造就一個充滿競爭和貧富分化的社會，讓人們心懷怨恨，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另一方面，如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民智已開，西方言論自由之利，人盡皆知，無法被中共完全封堵。這就導致整個社會撕裂，極左思潮與自由權利訴求共生，相互對沖，孕育社會動盪基因。這一點，中國朝野上下早已心知肚明，儘管政府的禁言和洗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壓下的「國泰民安」。

中共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高速發展，但沒有經歷充分競爭而均衡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畸形的經濟。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與對外擴張的衝動。擴軍備戰、進軍南海、「一帶一路」的提出等，都是經濟發展停滯，對外擴張衝動的產物。這就造成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發 展模式的警惕和防範。歐美可以容忍獨裁國家的存在，但不能容忍獨裁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中美對抗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兩種制度模式與價值的衝突。即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得益於融入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經濟改革後的市場化，以及技術後發優勢提供的套利機會。但在美中貿易戰升級下，中國發展方案開始遭到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拒斥，過去看上去神通廣大的中國變成了一隻跛腳鴨，失去了昔日的優勢和光彩，舉步維艱。如果中共繼續堅持一黨專制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恐怕就連「以盡量小的代價與讓步取得美國的諒解和自身生存發展的空間」的願望也難以成真，更不用說在軍事和科技實力、經濟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方面，與美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抗衡了。僅僅依靠清代文字獄式的政治高壓，中共是打造不出一個新的「康乾盛世」的，相反，可能是一個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的頹勢。 。他的小說大談忠孝仁義、儒家思想。文革時，他肯定就是一個裡通外國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國際間諜。他可能居住在杭州、上海等地，香港太遠不可能偷渡。如果沒有自殺，他肯定會被強迫進行思想改造，送去勞改。他這樣的人如果在大陸過世，哪個高官會送花圈？如果沒有英國殖民香港，保障港人創作自由，金庸小說也不可能被拍攝成電視劇了，相關粵語歌曲也不可能流傳至今。在大陸地區，電視劇、歌曲都必須使用普通話。過不了多久，香港人大概也和很多大陸人一樣不會說自己方言了。金庸創作高峰時期，大陸作家們忙著學政治，寫永不翻案保證書，被迫害。怎麼可能有機會寫小說，寫了也不允許發表。無法想像有多少比金庸還要有才華的作家就這樣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