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黃馬上的軍官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興國縣，父親早年喪父，十歲時，祖母不幸被鬥爭喪命，父親和大他四歲的哥哥一同逃到鄰近的贛州市，相依為命。十五歲時以小報大參軍，後來靠自修考上陸軍官校，抗日戰爭爆發後打過數埸大會戰，曾受嚴重彈傷，逐步升到上校團長。聽起來他在老家沒過過好日子，應該沒什麼值得記掛的，但他隨部隊撤退到台灣後，卻一直懷鄉不已。我來美留學後的一天，收到父親來信說他近期胃口不舒服，容易疲倦，老是想起老家。他的哥哥早已過世，他特別惦念哥哥的獨子，希望我轉一封信給老家的親戚詢問一下他的現況如何？當時我正在申請永久居留權，經過兩年多的苦等，再兩個月就可以拿到了。那時越戰才打完幾年，美國政府對戰時大力支援北越的中共非常忌諱，進出中國大陸的郵件都會被檢查，與大陸來往的人也極難得到綠卡，所以我回信給父親說，請等我拿到綠卡後再轉寄他的信。沒想到一個禮拜以後，父親胃痛住院，被診斷得了胰臟癌，開刀後發現已經蔓延而無法治療，十天後就過世了。我聽到這消息後悲痛不己，心想父親只要求我為他做轉信這一件事，而我卻沒能做到 ，慚愧自責。父親生前的遺憾是未能如願再回老家，我能彌補的，就是代表他回鄉在祖父母的墳前上香祭拜，以安慰他在天之靈。於是我先連絡上堂哥，轉達了父親生前對他的惦記之情，以後幾年忙於完成學業及工作存錢，為達成我的心願做準備。但因為我就職於國防工業，去大陸需要公司批准，為此又耽誤了幾年，直到中美關係轉為友好後才能成行。一九九三年夏日，我帶著父親的照片從洛杉磯出發，先回台北掃墓，向父親稟報我的計畫，並從他墳邊的一棵柏樹上剪下兩小根樹枝帶在身上，然後飛北京轉上海，又從上海搭了五個小時的火車到南昌，休息一晚後，再坐六個小時的慢車才到達興國。出了火車站，就看到一家人拉著一面寫著我名字的紅布條歡迎我回鄉，原來是住在贛州的堂哥帶著全家人來迎接我。他已為我定下了當地最好的飯店，晚餐就在飯店裡包房開席，共有二十幾位親戚來歡迎我。他們多是當地事業有成之士，有政府官員、學校校長、企業老闆等，大家圍坐在一個超大的圓桌上吃飯，其樂融融，證明對我們中國人而言，血緣關係超越政治立埸，是深刻無法切割的。父親還有三位堂妹健在，席間她們說對父 親最後的印象，是在抗戰中期的某一天，著軍裝的父親病懨懨地騎在一匹大黃馬上，後面還跟著兩名扛長槍的士兵護送，全村老小都到村口看熱鬧，他頓時成了地方名人。原來他那時在湖南當營長，得了嚴重的瘧疾，請假回鄉休養。他在祖宅住了兩個多月後，總算恢復了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