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遇黨國極限壓力出路何在？

鄧聿文（中國大陸）

儘管近期中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政策轉向，比如在對待民營企業方面，在11月初習近平召開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後，相關部門和地方都在緊鑼密鼓地部署落實。這是又一種形式主義，但相信還是不能打消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左轉疑慮。相反，新近發生的一些事情加重了人們的疑慮。

時令已到11月中，中國社會至少知識界都在等改革40年的大慶會發出什麼樣的信號。但不管如何，有一點很清楚，人心思變，中共又到了一個歷史選擇的關口，是向前緩步邁進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大道，還是在中國特色藉口下，把中國帶回獨裁專制「邪路」，考驗著習近平和黨國高層的智慧。雖然許多人一再警告不要對習近平和黨 國心存幻想，可我仍然感覺歷史並非對中共完全關閉時間之窗。我一向相信形勢比人強的道理，中共也未完全喪失伸縮性，正如開頭所說，在內外極限壓力下，習近平和黨國是存在政策轉向可能的，也已經做出了這種姿態。對我而言，之所以希望習近平能聽從社會呼應轉向，更多是基於中國人民的考慮。如果能有一個穩健的民主轉型，雖然比激進民主革命過程要長，但對人民的代價總是相對少的。因為就中國社會積累的怨氣和分裂程度來說，激進民主化最後很可能導致一個人們不想要的民主，或根本不是民主，而它的後果總是要老百姓來承擔。不過，決定社會是否會激進民主的鑰匙掌握在中共手上。目前習近平和黨國遇到極限壓力，是中美貿易戰以及由此帶來的兩國關係的惡化，在未來若干年裡，恐怕都是一個迴避不了，也不能迴避的話題。說兩國關係處於中國改革40年來最壞時期也不為過。這種狀況發生，本質上是兩條發展道路──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較量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中共不改弦易轍 ，它遲早是要來的。然而，在2018年這個時點到來，很大程度上則是由習近平個人引發。雖然之前美國對中國在國際上實行的一系列擴張政策已非常警惕，但中共19大習核心和習思想的確立，今年兩會習近平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這兩件事被美國看作一個時間節點，使美國鷹派意識到，再不出重手遏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以後就沒有機會，或成本會大得多。這代表了美國菁英層對中共和習近平，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因為習近平綁架了中共，而中共綁架了中國──的徹底失望。然而，美國也知道，以中國現在實力，除非美國動員全球反共反中力量。從川普的「美國第一」政策看，很難達到這個效果，否則，美國靠自己難以完全打垮中國。故而副總統潘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說，美國的目標是，只要中共回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上來，美中兩國就能建立起正常關係。這一點也恰恰是當下中國大多數民眾，包括中共黨內大多數黨員幹部的要求。就這樣，美中兩國人民在這點上達成了 交集。這是化解中國內外交困局面的起點，實際上也是中國民主轉型的起點。如果習近平和黨國不想使局面繼續壞下去，弄到不可收拾，就必須回到中共40年前的這個起點和原點，實行真正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不是做做樣子。當然，今天回到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不是重複鄧已做過的事情或走過的路，而是繼承他未竟或未做過的事，在更高層面上推進他的事業。鄧本人說過，在本世紀中葉，中國人民應該享受能普選國家領導人的民主。距本世紀中葉還有30年，是否需要這麼長時間實行普選，可以討論，但這個方向無疑是值得為之奮鬥的。前途艱難。治理這麼一個大國，確實有許多難處，我想多數人是充分體諒的。然而，任何困難，都不能作為長期不還政於民的藉口。想當年中共在野時，激烈抨擊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不管那是出於真誠還是奪取天下的謀略，在執政快接近70年的今天，各方面條件都已超過當時，朝野該坐下來協商中國的未來了。 者會在全國（或全球）轉播下，簡直是丟臉和貽笑大方。未來歲月，只要川普不掀起世界大戰，或是導致股票市場坍方之類的經濟崩潰，美國人只好再暫時「苟安」，看看兩年後有何選擇。共和黨要明白，川普根本不是他們的人，只不過是一個外來體，透過「惡意收購」，附在他們病軀上。也許他們靠川普暫時得勢，得過且過；但長遠說來，這不是一個健康的政體。四年八載過去後，如何收拾殘局，是兩黨民主政治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