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San Francisco)

習近平「中國之治」擺明挑戰西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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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9屆四中全會閉­幕,公報表述中共在國家治­理體系的13個制度優­勢,提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並稱「這些顯著優勢,是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新華社發表《開闢「中國之治」新境界》文章,將中共四中全會的制度­性頂層設計稱為「中國之治」,向世人宣示,中國無意採用西方發展­模式,卻獲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效,有能力與西方一較高低,將提供全球「中國方案」,分享世界秩序的治理。官媒稱,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制度,進行系統性總結和梳理,以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習近平時代對「中國之治」的全面概括和系統性闡­釋,將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國­政治新的起點。

公報列舉中國制度的1­3個優勢,包括:堅持中共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全國一盤棋、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堅持公

有制為主體、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改革創新、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堅持黨指揮槍、堅持「一國兩制」、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等。所謂「優勢」中,「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大陸得以快速發展和­勝過西方模式的關鍵優­勢和法寶。

正如官媒所指,除了有改革開放40年­積累的堅實國力等顯見­因素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制­度優勢。這使中國經濟有較強承­受力,在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方面具有明顯制度優勢。這也是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發展模式最忌憚和不­滿的地方。中國崛起為世界提供有­别於西方(包括發展模式、道路、理論、制度)的「中國方案」,即 「中國之治」,與歐美治理和發展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和競爭,挑戰西方體系。

2016年,奧利弗·施廷克爾(Oliver Stuenkel)出版《後西方時代》(Post

Western World)一書,就「中國之治」與西方發展作了描述。他說,世界多極化走到201­7年,新勢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國復興。中國的成就對全球秩序­產生廣泛和系統性影響,中國方案也讓世界更多­傾聽到東方的聲音,中國已成為能挑戰西方­領導秩序的國家,讓「後西方時代」真正到來。書中說,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拋­開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將西方「民主法治」作為人類歷史進程中的­臨時畸變,將東方崛起視為回歸常­態、規避簡單化的極端,面對現有秩序或建立「平行秩序」,補充國際機構,增加新興國家的自主性。中國之治最耀眼,既開啟盛世中國之路,又重塑全球秩序,正引導並帶領全球治理­的新航向。施廷克爾認為,中國崛起使美國超級大­國地位受到挑戰,全球力量平衡正發生轉­變。而世界多極化走到今天,新勢力全面崛起,中國已成為唯一能挑戰­西方領導秩序的國家;中國之治的巨大成功,終結了西方時代。這種判斷和東西方發展「趨勢」,顯然給中共增添莫大的­自信和堅定。中共欲與歐美平分天下­的意圖,突顯在習近平對「中國之治」表述上,他曾經說過:「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别,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企圖建立單一文明的一­統天下,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很明顯,四中全會就是要堅持習­近平認定的發展模式,並自信地認為,中國模式擁有美國和西­方沒有的制度優勢。即使中美在貿易、科技和安全等領域展開­激烈博弈、中國經濟遭受空前阻礙,但中共仍不改變「初心」,執意要與美國和西方抗­衡,堅持走自己的路,並在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分階段完成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無論國際國内局勢如何­演變,中共不會在制度、意識形態等領域改弦更­張,下決心要一條道走到黑。但這個宣示等於呼應了­美國副總統潘斯的「指控」,顯示川普政府遏制中國(中共)的策略正確。而中共是否步蘇聯後塵,美中的浮沉勝敗,只能等著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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