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當今中國的測風站

因鴉片戰爭而立埠的香港，自始見證100多年中國如李鴻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而中西(包括已脫亞入歐的日本)方關係基本就是這大變局的根源。香港發生回歸後所未見過的空前動亂，茲事體大，也折射出中西方關係將再度面臨關鍵時刻，只是西方龍頭由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地位。美國眾議院前議長金瑞契日前演講指出，美國人包括他都看錯中共獨裁政權。他指出，鄧小平搞市場改革，只是想創造繁榮，好讓百姓忍受獨裁。中國是自1770年代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美國的最大威脅，甚至超過納粹德國和前蘇聯。這種美國對華鷹派充滿敵意的說法，於今美國政學界屢見不鮮，副總統潘斯、眾院議長波洛西、國務卿龐培歐等對華一貫嚴厲抨擊未曾少過，且不分共和、民主兩黨近乎形成共識。此現象也表現在香港問題上，眾院才全票通過中方強烈反對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相比之下，美國對華溫和派難再為中共體制美辭辯護，例如白登等至多只認為中國不足成威脅、交往仍是制衡中共的有效辦法，以及華爾街等只重視商業利益的群體。七、八十年代對華友好的貓熊派已絕無僅有。所以如此，習近平主政這些年對內對外高調展現所謂「中國模式」，著實為鷹派思維發揮添油加火的作用。

所謂「中國模式」最新版本是2018年初中共提出「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的黨管體制，其各項實踐型態無非和以美國為典型的「西方模式」針鋒相對。當前兩種模式之間的互動，公認已變成競

爭多過合作，往下趨勢更可能惡化為對撞多過摩擦， 除非一方做出重大調整。而「西方模式」早已定型，磐基石穩，反而是「中國模式」新創未久，勿說它本質未脫蘇維埃因子的本尊早已不存在，被修正調整的空間可大可小，端看中方當政者在這方面問題認識及對策，不外有兩種可能：一、繼續我行我素，多方堅持及固化「中國模式」，致令美中交惡，甚至走向新冷戰。二、因受美國主導的西方聯合壓制或其它內部原因，中方經濟下行、外交孤立，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模式」不得不改弦易轍，致使美中矛盾轉向淡化、為雙方和平共處創造環境。其間有理由相信，中方為和緩與美關係以利自已發展，還會沿用這些年來屬於「政商分離」的策略，憑藉中國龐大經濟體和市場來吸引國際、進而推行各項「中國方案」。但這老路今後還行得通為嗎？答案怕是不。一因政商本相關，「中國模式」自己的政商尤其緊扣；二因西方輿論界已清楚看到「中國模式」的政商高度不平衡，例如有論者稱WTO的結構設計根本不適合容納中共這種非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員。較早前NBA籃球協會與中方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衝突，讓廣大美國民眾具體領教「中國模式」的排斥性無所不在；其他如各大小外部企業，皆須接受中方政治要求等例子，都充分展示中方政商最不分離的矛盾性。中國究將何去何從？此刻香港恰是測風點。將香港連繫到中國，一言蔽之，當前掀起反送中運動風雲的香港黃絲族，何嘗不就是在對「中國模式」做出強烈抗拒？反送中運動的結局估計也不出兩種可能：一、基於香港金融對中方大有貢獻，中方不願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乃不予干涉，讓港人自行處理各項問題，或擴大民主化，依舊發揮其作為內地和國際接軌的重要轉接口作用，中方對外開放的大格局不致改變。二、北京當局無視廣大港人民主訴求，刻意嚴控香港，不顧國際反應，香港國際地位必被削減之外，美國料不會袖手旁觀，反制措施定將接續出爐，美中關係必將惡化。北京在衡量香港局勢時，肯定會仔細盤算香港的巨大金融價值，和所涉及包括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終究會採取一味強硬，抑或是溫和柔軟的立場及舉措？外界未嘗不可將之關聯到中方怎樣將「中國模式」面對世界、在不同取向上有所自我抉擇。19世紀未，英國殖民時代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有句常被引用的名句：「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遠不會相遇，直到天和地跪在上帝面前，接受審判。」若將東方改指中方，則中西方總算相遇了，難道真會變成相碰？歷史真是弔詭。

盧卡爾（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