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抗疫集權 大政府和非常手段盛行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各國政府都急著尋找有效抗疫方法，最簡單方式，就是祭出緊急命令，賦予政府前所未有的權力，包括收集人民隱私、強硬手段執行隔離、介入民眾經濟活動。中國短期內即控制疫情，更讓許多人思考，採集權專制的非常手段抗疫，是否比民主體制的權力制衡更有效率？新加坡與南韓祭出緊急命令，似乎控制了疫情，獲得國際稱許。中共當局在武漢採取完全「封城」的激烈手段，剛開始被西方國家批判罔顧人權和民眾死活，但歐美近期深受病毒危害，封城模式也悄悄被一些國家模仿，只是程度和手段不同；中共黨媒更因此大感自豪。近期包括以色列總理內唐亞胡授權情報單位，用手機追蹤人民活動，並宣布關閉法院；菲律賓國會授權總統，可以接管私人企業；泰國總理獲授權實施宵禁、審查新聞內容；智利更以抗疫為名，出動軍隊在街頭鎮壓異議示威者，疫情讓各國掌權者恣意而行。有些國家的緊急狀態法，讓人聯想到戒嚴法。台灣的特別條例第七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有如空白的授權支票，隨便政府任意填寫，幸好蔡政府迄未濫用。部分國家甚至延緩或中斷選舉，玻利維亞5月的總統選舉就因此延後，美國也有人擔心疫情不退，11月3日的總統大選恐怕無法如期舉行。全球各地的街頭反對運動，無論是針對極權政府，如香港民主示威，或民主政體內的抗議，如一年多來每周末集結法國各城鎮的黃背心運動，都因顧慮病毒傳播的「社交距離」，已主動取消。有些國家甚至堂而皇之，以公眾健康為由，拒絕大型集會申請。俄羅斯總統普亭日前宣布修憲，準備終身擔任總統，民眾反對情緒沸騰，但莫斯科市政府卻一律禁止500人以上集會。民主團體與憲法學者都同意，在非常時期國家需要非常手段，凍結人權是不得已，但這些緊急命令幾乎沒有落日條款，對政府可能濫用也缺乏監督機制，名為防疫，有些國家卻用來對付異議團體。尤其政府以反恐為由發展電子技術，用來追蹤不肯乖乖自我隔離者行蹤，更可不顧人身保護令，以有健康之虞限制民眾行動自由，政府對疫情消息有最終裁定和發布權，對任何不同於政府的意見，被冠以假新聞，甚至用刑法對付。關切自由民主者擔憂，疫情在助長全球獨裁和濫權。但束縛人民自由與權利的工具，往往是人民親手奉送給掌權者；疫情危機關頭，領導人具有無上道德權威，人民只怕領導人不使用，很少人懷疑權力會被濫用，形成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17世紀就論述的兩難。承平時期，民主政治被定義為不同政黨競逐人民的支持，執政黨做不好，就用選票處罰他們。疫情緊急之際，我們赫然發現，政治的本質就是權力與秩序，有權力的人命令沒權的民眾該做什麼，反抗就意味著自我毀滅；因為多數人相信只有如此，才能確保集體生存和福祉，但對掌權者或政府卻完全無權或無力控制。國家面臨危機，人民恐懼，領導人支持率自然升高。蔡英文總統滿意度達六成，是歷次調查新高；美國九一一恐襲後，小布希的支持率大幅提高40%，而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7日公布彙整五家民調的分析顯示，川普的支持率達到47%，是他上任後歷次民調的最高。民眾似乎暫時忘卻聯邦政府疏於準備，讓全美疫情失控該負多少責任。基於不同原因，遲遲不肯宣布緊急狀態的國家領導人，譬如日本首相安倍因擔心影響今年夏天東京奧運舉行，希望一切如常，民調聲望反而大跌；反觀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現強勢，雖然沒有權力，卻威脅要封鎖東京，用搞笑藝人志村健之死批評安倍，一下子聲名大噪。這場世紀瘟疫後，大政府將成趨勢。政府基於防疫而收集人民健康資訊，甚至數位足跡，都被視為理所當然；國家在經濟中所扮演角色分量大增，美國國會剛通過2兆元紓困方案，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兩倍，占全年GDP的10%，當時政府成為銀行最大股東，而現在，航空業與旅遊業眼看快成「國有企業」了。這是個危險的時代，不只是疫情，也因為人民渴求秩序與解決方案，導致政治權力無限擴大，關心人權和民主的人，要格外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