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應對疫情的「意外」收穫

鄧聿文（中國大陸）

北京將在本月召開遲來的「兩會」。我不知道中國政府會如何評價抗疫，但我一直有個猜想，也很可能得到證實，就是中國對武漢的封城固因疫情嚴峻，可也使北京得到一個「意外」收穫，即演練在其他極端情況下，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和控制狀況。這裡的「其他極端情況」，指的是戰爭。因為除了戰爭，似乎再沒有哪種情況值得或可讓政府將一個千萬人口的城市幾乎完全封鎖。因此，武漢封城讓中國政府獲得戰爭狀態下，將一個大城市完全孤立封鎖的管理經驗。此乃常態控制無法做到。

當然我不認為決策者今年1月底做出封城決定的那刻，意識到這點，毋寧說，那是一次倉促、沒有預案的決定。但不排除隨

著封城推進，當政府看到效果逐漸顯現時，不會有意識地把一些只有戰時才採取的管理措施用在武漢上。武漢封城長達兩個半月，許多市民當初以為也就個把月，忍忍就過去了，如此長時間封城，在其他省市確診人數早已降到個位數甚至清零，以及湖北其他地方也解封的情況下，武漢為什麼不提前解封？官方未這麼做，是否隱含著要測試民眾在這種嚴控狀態下的承受力和民意反應？因為戰爭一旦打響，無法預測戰時狀況會持續多長，而如果能藉這次封城做個試驗，全面演練政府對社會的管制能力和民眾的配合程度，包括對千萬市民生活所需的後勤物資保障，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將真正是千載難逢的經驗。我們看到，中國官方將此次疫情稱作人民戰「疫」，把武漢封城視作打響「武漢保衛戰」。這固然是中共傳統的宣傳套路，然而也不排除在這背後，中國政府將只有在戰時狀態下的社會管控措施運用於這次戰「疫」的意圖。作為在內亂頻繁的國家執政，中共的憂患意識一直很強，它既有對中國社會內部的擔憂，也有對外部因素和周邊鄰居的領土糾紛、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對抗而導致戰爭的憂慮。相對來說，對外部危機產生的憂患可能更強於內部，因為內部至少在可見的將來，還產生不了挑戰中共統治的力量，對零星、小規模乃至局部社會動亂，中共有力量對付，到不了需要完全封城的地步，而外部危機從總體看，雖不能講迫在眉睫，但也隨時可能發生。問題在於，解放軍雖從血與火的戰爭中走過來，但自改革開放後，40年的和平讓解放軍沒打過仗，哪怕實戰狀態下的軍事演習都代替不了戰場上的真刀真槍。另外，現代戰爭和傳統戰爭不同，解放軍及中國政府的戰時管理經驗都是在半個世紀前獲得。如今中國的市場環境及整個社會生態與那時截然不同，戰爭一旦打響，如何動員人民，如何生產和調度物資，如何保障人們生活，如何維持社會秩序，總之，如何快速地將整個社會包括經濟結構從常態轉向戰時，特別是在這過程中能否得到民眾理解和支持，對中國政府是個巨大考驗。官方急需獲得這方面經驗，而在平時的社會管理中官方無從試驗，即使試驗，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危機狀態下的經驗。中國

政府所以要獲得戰時管理這樣極端狀態下的管制經驗，說穿了，就是怕在極端狀態下因政府管理不當，危及政權統治。現在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非常多，且尖銳，在政府處於塔西佗陷阱下，民眾在戰時等緊急狀態會做出何種反應，有沒有人借之起事，中國政府是沒底的。當下外部環境對中國非常不利，讓人感覺戰爭的腳步已從遠處走來。台灣會不會借疫情難得的國際環境，謀求法理獨立？美國索賠若引發其他國家連鎖反應，最後是否誘發戰爭？還有中美在南海擦槍走火、中越南海糾紛、中印領土糾葛，以及北韓核問題，都是戰爭引爆點。習近平所說的中共危機意識、憂患意識，包括打仗在內。武漢封城讓中國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全國規模大動員，生產和經濟及時轉向，民眾的配合（不管是因對疫情還是中共的恐懼），各種救援和生活物資保障，除了初期的慌亂外，在這兩個半月裡，大體沒有出現太大問題。可以說，這場難得的武漢封城演練所獲得的社會管制經驗，為中國政府以後應對此類極端狀況包括戰時管理，提供了樣本。 （作者為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