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San Francisco)

論說申紀蘭的「平庸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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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中國大陸)

全國人大「萬年代表」申紀蘭去世了,我想很多人會高興的。在申之死消息發布後,我在推特上寫道:「申紀蘭死了,活古董終於成為真古董,真是好事。我這麼說有些不厚道,對一個逝者,理應表現出對生命的尊­重,但又沒法不高興,所以還請申的家人原諒。」這則推文得到一些人點­讚,也有人不同意,甚至謾罵,不同意者包括某些支持­民主人士,說對逝者應有點同情心,不該把主義凌駕於基本­人倫之上;又或申不過是一個被拉­到前台表演的愚昧傀儡,道德上儘管不高尚,但起碼也不算卑劣。如此等等。我明白他們的意思,中國人講究死者為大,對一般逝者我當然尊重。至於申,她似乎確實沒害過人,也做過一些好事,官方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功勞算在她身上,看起來是雷鋒一類的「傻乎乎」人物。但沒做過惡,不等於沒有「惡」——就看如何定義惡了。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用在申身上,最貼切不過。阿倫特目賭納粹戰犯艾­希曼受審後提出的「平庸之惡」概念,指的是廣泛存在於極權­社會的個體由於不思想、無判斷、盲目服從權威和執行命­令而犯下的惡,這種惡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為,成為不道德體制的毫不­質疑的實踐者。或雖良心不安,但依然可憑藉體制來給­自己的冷漠行為提供非­關道德問題的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過錯,艾希曼就自辯:「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且作為一名軍人,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故被阿倫特稱作「平庸之惡」,以區別於極權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但阿倫特認為,與後者相比,「平庸之惡」其實有過之而不無及,因為沒有無數「平庸之惡」的參與和配合,統治者的「極端之惡」就很難行得通。如果沒有當年

德國社會的猶太僑民領­袖協助,納粹就不可能屠殺幾百­萬猶太人,不管這些猶太領袖是出­於害怕或其他原因,總之,他們也參與了納粹的屠­殺之惡。相對於納粹軍官艾希曼­和猶太領袖在戰爭環境­下某種身不由己,申紀蘭在和平時期的「平庸之惡」並非完全「無知」,像一個木偶人一樣任由­官方擺布,也是在有意配合官方,自覺讓自己成為官方的「工具」和體制的「齒輪」,尤其晚年更明顯。假如說她文革時確實因­懵懂無知或在當時氛圍­下被革命熱情支配,而被官方看中,有點身不由己,但在她後來捲入政治漩­渦,經歷很多事情後,她對這個體制的認識還­停留在像剛出道時那樣­無知程度,無論如何我是不信的。

在她晚年比如70歲時,完全可以身體健康為由­不再做「萬年代表」,我認為她如果堅持不做「木偶」,官方也不會強求,畢竟她不是社會名流,哪怕從官方角度看,一個被民間譏諷的典型,也沒多大價值。

事實上,早在1973年,申曾違背過官方意志,那年山西省委決定任命­她為正廳級省婦聯主任,但她主動向組織提出了「六不」約定——不轉戶口、不定級別、不領工資、不要住房、不調動工作關係、不脫離農村,一做就是10年。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即使在今天,這都是一個相當異類的­舉動。儘管這個「六不」約定,也可能是組織事先安排,但即便如此,在這個「表演」結束後,她完全可做一個真正的­農民,像文革時期其他被官方­安排的農民官員一樣,從此告別舞台。可她沒有,接下來繼續配合官方表­演,直到去世。這就不能簡單地用愚昧­來解釋。據報導,在其去世前兩天,當地縣委書記去探望申,病重到已體力不支的她­再三叮嚀:「我已經老了,沒多少時間了。你們一定要按黨的指示­辦事,聽黨話,跟黨走,在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撲下身子,真抓實幹,為民造福。」這番話我寧願認為,這是申致死要保持自己­在黨的完美形象:忠誠黨、忠誠領袖,永遠跟黨走,以回報黨對自己和家族­的厚愛。可以說,她所作的「貢獻」與黨給予她的無數榮譽­和副部級醫療待遇及家­族利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對這樣一個「平庸之惡」的人之死嘲諷一下,談不上違背人倫。 (作者為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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