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與知識分子攤牌的影響

鄧聿文（中國大陸）

我把許章潤被抓事件，看作中國知識分子嚴冬的開始。儘管據悉許已被放回家了，但並不改變我這個判斷。過去，中國當局對帶有組織和行動家特色的知識分子，以及背景較複雜的知識分子一般下手都很重，而對只是言論犯了大忌的知識分子，處罰相對輕一點。但這回許章潤以「嫖娼」罪名遭警方傳訊，是在賣淫嫖娼條例被當局廢止的情況下，即使警方的罪名不是捏造，以此罪名來傳訊知名知識分子，使外界猜想「嫖娼」只是當局的藉口，真正目的是要對許之前發表的批習文章打擊報復，以此恐嚇知識界。許不但是知名人士，在國內外有巨大聲譽，且在北京清華大學這樣的著名學府任教，這背景以前多少會給像許這樣的知識分子一點保護作用，讓官方懲處時有所忌憚，不致像對待小城市反對人士那樣胡來。但現在官方連這點也不顧忌，開了惡劣先例，樹立極壞的標竿，從此意義上說，是我把許被抓稱做知識分子寒冬的原因。年初以來，許章潤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自媒體掀起軒然大波，使知識分子人人自危。事件標誌著中國當局和知識分子「美酒+大棒」式的合作正式結束。但它也帶給中共一個後果，即沒有了知識分子對其統治正當性的「背書」，習近平政權的潰敗或提前到來。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形式。總的來說，在政治現代化中，知識分子對政權統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體現為知識分子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闡釋者」。一個政權其統治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根本取決於它取得政權的方式，施政理念、手段及結果。不過，人民雖然看在眼裡，要讓人民發自內心地自覺接受和認可統治，還需把這套東西轉換成國家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轉換過程就需要知識分子參與，作為意識形態的闡釋者和加工者。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化妝師」。通過他們對國家統治的「化妝」，老百姓從心裡願意認同政權，接受它統治。故一般而言，統治者都不太願破壞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如果知識分子不願接受統治，甚至和統治者處於對立面，統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將大大削弱。這樣的政權是不穩的。一些處於政治現代化的國家，由於處理不好和知識分子的關係，頻繁出現危機。和許多國家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之間，從歷史看處於一種特殊狀態。王權的發達和強大使知識分子自身的獨立性更弱，對王權的依附更強；另一方面，王權也依賴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官僚集團)的合作維持統治。雖然在王權和儒家官僚集團之間前者占主導地位，然而，也會造成一個後果，即在王朝末期，隨著王權對儒家官僚集團的不信任和打壓嚴重，後者也就不再和王權合作，甚至變成反對者。沒有了儒家官僚集團和士人對王權統治合法性的「背書」，王朝很容易一朝傾覆。儘管其滅亡有更深刻和複雜的社會結構原因，表面看，它們大多亡於農民起義和造反，但儒家官僚集團和士人的離心離德，顯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從晚清和民國的失敗，可看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國共爭天下時，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已預示著國民黨統治在知識分子中喪失了合法性。內戰開打不到四年，國民黨政權就被中共趕到台灣，讓許多人沒有料到。然而，從多數有名望的知識分子拒絕蔣介石的搶救去台灣，卻跟隨中共北上參加新政協來看，這不能簡單歸咎於中共會做統戰工作，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對國民黨政權失望透頂。中共現在也在步這種後塵，其統治一向靠「槍桿子」、「筆桿子」和「錢袋子」，三者不能缺一。改革後，「筆桿子」即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的功效雖不斷減弱，但知識分子整體並沒有成為中共的對立面，現如今「筆桿子」已被中共自己砍掉，三缺一，維持中共統治的均衡構架正被打破，如果「錢袋子」再出大問題，習近平政權勢必難以統治下去。

（作者為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