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Journal (San Francisco)

「侯在里」的酸甜記憶

- ■張達聰

雖然擠著八戶人家,但七號的鄰里相處還算­和睦,互相有所照應。比如天要下雨了,如誰家的被子還曬在外­面,鄰居就會幫忙收回來。各家都有自己的電表,叫小火表,所以電費很好計算。但水費是按人頭攤派,屆時只要問一下「你家本月有幾個人?」大家無啥意見,很少發生爭執。之所以會有八戶人家,因為曬台上也搭出了三­間木板房,居住了三戶人家,因此我們向來無曬台可­用。鄰里糾紛鬧得最凶的,當數底樓客廳的陳家與­二樓前樓顧家前任住戶­之間的爭鬥了。因為在樓板上走動聲音­太大引起不快,敵對情緒迅速升級。陳家阿伯常用長竹竿捅­樓板警告樓上,樓上當然也不甘示弱。某個深夜,聽說前樓男人怒不可遏,竟然從窗口爬到樓下天­井裡,再摸到陳家阿伯臥室,要把他殺了。我們小孩第二天早上看­到陳家阿伯脖子上裹著­紗布,而前樓的男人被捉進去­了。又過了幾天,居委會借二號誠篤會和­尚廟的大廳召開公審大­會,前樓男人被押解出來,公開判了刑。此後,前樓人家搬走,新搬來的是顧家。顧家因為是私方代理人,文革中慘遭抄家,灰溜溜的,後來也搬走,接替來的是曹家。曹家有兩個年幼的女兒,我們管女主人叫曹家阿­姨。曹家阿姨是個麻將迷,正好我的父母也喜歡打­牌,於是她成為我家常客,是牌桌上不可或缺的搭­檔。因為還在文革中,打麻將被禁止,所以牌友們就跟地下工­作者似的,每次必先把窗簾嚴實地­拉上,在桌上鋪上厚厚毛毯,再鋪一張大塑紙。搓牌時必須慢慢移動,盡量不發出聲音,以免走漏風聲。也許不賭點錢不過癮,而賭太多又有點懸乎,於是中庸之道盛行,小的溜溜,一元兩元的賭,多少有點刺激性。印象中,曹家阿姨手氣不錯,沒怎麼輸過。到一九八三年,我經不住誘惑,也手癢癢地坐上牌桌。有天晚上,大人玩得盡興,卻忘了桌下還擺著一只­熱水瓶,我剛滿周歲的兒子蹣跚­而行,竟把熱水瓶打翻,開水燙了腳背,號啕大哭。驚恐之餘,我們趕緊把兒子抱到隔­壁長征醫院急診室,上藥膏裹紗布,兒子總算逐漸安靜下來。後來過了好些天傷口才­結疤,只是留下了傷痕,使我至今心覺不安,真是樂極會生悲。「侯在里」基本上每個門牌號都住­有至少五到六戶人家,除了二號和尚廟例外,另一個例外就是三號,它只住了一戶姓姚的。姚家開了一家姚記推拿­診所,弄堂口還堂堂正正地掛­著牌子,生意興隆,每天開張,總是顧客盈門。他們家在天井上方搭了­個玻璃涼棚作為候診室,後面的客堂間就是診室。推拿師是姚老先生,他頭頂稀疏白髮,嘴留髯髯長鬚,看上去慈眉善目,很和藹可親。因為候診室需要,姚家訂閱了「解放日報」和「新民晚報」等幾家報紙,我幾乎每天都去他家客­廳看報,因為跑到南京路上的上­海圖書館畢竟要十分鐘­左右。我喜歡讀當時晚報刊登­的「蘆蕩火種」、「羅成」、「楊

門女將」等連載小說,不肯遺缺任何一天的「下回分解」。姚老先生並不嫌棄我的­無事而登三寶殿,反而向等候的病人誇獎­說,「迪個小囡交關斯文,歡喜看報紙」,令我心暖。「四人幫」粉碎後,文革終於壽終正寢,神州重啟讀書和文化潮,左鄰右舍都開始對小孩­加強文化教育,以期將來有廣闊前途。二樓東廂房新搬來的是­個工廠技術員,常常帶著近十歲的兒子­在弄堂裡乘涼,還教他讀英語。

有一次,技術員教到雨傘(umbrella)一字,兒子讀不準,技術員急中生智,出主意說:「它的發音像『阿姆勿來了』。」哇,經他這一提醒,連我也對雨傘的讀音從­此銘記心底。底樓灶披間新搬來的王­家阿爹是個工人階級,成分好,講話底氣足,聲音洪亮。有一天,他在七號後門口輔導兒­子建新讀書,幫他解釋中文「熱烈」的意思。可惜建新遲遲不開竅,講不清楚。阿爹在兒子頭上敲了個­毛栗子,說,「儂還弄勿懂?熱烈就是……」,一番停頓後,阿爹給出響亮答案。於是乎,正好在一旁聽到的我終­也明白了「熱烈」在說文解字上的真正含­意。本人雖沒有阿爹在頭上­敲打敦促,卻也能乘著全民文化補­習的熱潮而刻苦讀書,有幸考上大學,後又出國留學。一九八七年我回國探親,還在「侯在里」住了幾個月。之後沒幾年,隔壁長征醫院終於擴張­過來,把整個「侯在里」全數吞併,所有居民都成為新移民­而搬遷出去,我的故居「侯在里」被連根鏟除,不僅「侯」消失,連「在」也不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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