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喜歡講大歷史余英時談黃仁宇
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
到密西根大學，黃仁宇已經在寫論文了。他研究明代的運河，論文算是我指導的，因為密西根大學沒有人能指導他研究中國古代史。他比我大十二歲，我也沒有真把他當學生看，就是幫幫他忙。像錢穆先生的書，是我介紹給他看的，後來他很得益於此。因為錢穆先生影響的關係，他就喜歡講「大歷史」。「大歷史」其實是從《國史大綱》這種大規模的看法轉過來的。我父親抗戰勝利後的主要工作是辦東北中正大學。當時我父親在杜聿明的長官部幫忙，掛名是長官部的祕書長。黃仁宇也是跟長官部有關的軍人，所以當年跟我父親見過面，後來談得很好。我和黃仁宇私下來往比較多。他很喜歡跑馬，買馬票，贏了可以賺錢，還拉我去過一次，後來我沒有興趣了。他那時還沒有結婚，我也聽了他的愛情故事。他太太比他年輕很多。
我記得1967年到芝加哥開亞洲學會，回來經紐約轉機到波士頓，就碰到紐普茲區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萊特（Peter Wright），他們正在找教中國史的老師，我說：黃仁宇是合適的人。這樣就接上頭了，後來他教書不算很成功，很早課就取消了，沒有工作了。後來我介紹他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研究工作，在那裡寫出明代的稅制。他很用功，那時候中央研究院剛剛把《明實錄》印出來，他自己買了一套，拚命看，那是別人沒有用過的原始材料。他真正有功力的書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黃仁宇到英國跟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做研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黃仁宇教書不成功，但研究很成功。他的博士論文，是讓我幫他忙，但還是他自己寫，就好像我寫論文，楊聯陞先生也不會管具體的事。後來他到哈佛大學做研究，我們也常來往。他先到哈佛大學做研究，後來到哥倫比亞大學編明代傳記，那時才有機會找到教職。他正式從事教書工作已經很遲了。黃仁宇是湖南人，口音非常重，脾氣比較怪，有自己的想法，不會輕易跟人妥協，至於詳細原因我也不清楚。同時，他所在的是一間小學校，經費本就不多。後來他離開，是因為那個系沒有了。所以說解聘是不對的，因為長期聘約以後，不能解聘。他自己當然認為是解聘，因為那個系的人放到別的地方去，他就沒有地方放了，等於是解聘。唐德剛合肥口音也很重，英文口音更重，所以教書也不算得意。有時候口音也會影響到教書。我最早介紹黃仁宇給台灣兩大報，聯經出版公司給他出書。我介紹黃仁宇給王惕吾，希望他的學問得到發揮，不是光可憐他，他確實是有才有學，而且非常努力。曾有學者寫文章，以事業上何炳棣的「得意」與黃仁宇的「失意」作比較。黃仁宇在事業上雖然不算很成功，但是作用還是很大的。嚴格來講，也不見得在何炳棣之下。如果在中國大陸的影響來講，黃仁宇比何炳棣大多了。
黃仁宇和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沒有可比性，史景遷是每本書都在美國暢銷，黃仁宇是《萬曆十五年》賣得比較好，但也不算是暢銷。當然在中國大陸，黃仁宇比史景遷更暢銷。以學術研究而言，黃仁宇是一個非常好的明史研究者。黃仁宇後來寫的大歷史，就是給一般人看的。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英文是很成功的，後來才翻譯成中文，也很暢銷。後來他在美國寫那些大歷史，建議和我合寫，我說，你寫就是你的，我不要參加。《萬曆十五年》以後，他就沒有機會做研究工作，都是找一些觀念發揮。寫資本主義都不是他的本行。我給他的《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寫序，是為了幫他出版。嚴格講，那不是真正研究性的著作，是中國人比較有興趣的一個題目。他找一些相關的英文書，做介紹，然後提出自己的解釋，比如講中國歷史沒有數字管理之類。那是似是而非的觀念，不是歷史的特殊創見。他基本上是一個科普性的作家。實際上，他出名都是因為科普性的著作。黃仁宇是特殊的人才，到底在三十多歲以前沒有正規念過書，在美國是從大學念起。我們支援他，主要因為他艱苦奮鬥，不容易出頭。黃仁宇跟我談過以前當兵的事情，在抗戰時跟廖沫沙很熟。他在文革結束後跟廖沫沙取得聯繫。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到美國訪問，黃仁宇託我把《萬曆十五年》的書稿交給費孝通。我親自交給費孝通，到底發生什麼作用，我就沒有問了。早年的軍旅生活對他會有影響。他後來想在美國一鳴驚人，能夠上電視，那就不是正規歷史學家的想法了。現在大陸很多歷史學家拚命想上電視，他可能想走這條路，大概沒走成。總而言之，他的經歷比較特別，在史學界沒有特別的影響，對年輕人倒很有影響，受到大眾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