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盧作孚，為國家保留抗日資本
以個人輪船公司獨任艱巨，四十天內把人員和物資搶運到重慶1949年經中共從香港請回大陸，公司被合營，人受辱自殺
很多中國人都知道「敦克爾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在歐洲大陸執行的一項戰略性撤退。這次撤退從被德軍圍殲中挽救了四十萬名英、法士兵，並成為四年後盟軍反攻歐洲的基礎。「敦克爾克大撤退」固然雄壯，但是中國在抗戰時，有媲美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宜昌大撤退」，歷時四十天，在日軍地面部隊步步進逼，天上飛機猛烈轟炸之下，搶運了二百七十萬軍人、三十萬噸武器彈藥和十萬噸生產機器設備到重慶大後方，因為得到這些人力物力的支援，抗日戰爭才獲得最後勝利。但「宜昌大撤退」，可能現在很多中國人不知道了，更不會記得「民生輪船公司」和他的負責人、大撤退的指揮官盧作孚。
盧作孚，1893年生於重慶合川，因家境貧寒，上完小學即輟學，後自學成才，當過教師、記者、主筆等職。加入過孫中山的同盟會，也曾參與四川「保路運動」。生長在江邊的盧作孚，看到長江上下行駛的都是外籍輪船，心中很不服氣，認為中國的河海應有中國輪船行駛。1925年盧作孚集資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民生，取孫中山「民生主義」之意。只有一條船的民生公司，一開始就想避開擁擠的賽道，專攻別人不做的領域。人家都做貨運、做長線，民生就做客運、做短線。首航三年內，就賺回了兩艘新輪船。三條船加在一起，總噸位也只有二百三十噸，連有些公司的一條船都比不上。不過，手握三艘輪船，盧作孚信心百倍，他要以小搏大，一統整個長江上游的航運業。這個奇蹟的完成，他只花了「三步走」。盧作孚的第一步，是兼併商輪。重慶一帶，從宜賓到宜昌，凡是有賣輪船的，不論好壞他都買下來；凡是願意被合併的，不論對方負債多少、員工多少，統統合併進來。就這樣，民生成立短短七年，就成了長江上游最大的航運公司，擁十九艘輪船之多。盧作孚的第二步，是兼併軍輪。當時，四川的軍閥們大多都有自己的輪船公司，軍閥打仗未必行，搞企業更是不行。輪船業在那幫人手裡，越經營越虧損，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就接手過來了。商輪兼併了，軍輪也兼併了，第三步他想兼併外國輪船。事有湊巧，1933年初，英國太古公司有一艘價值六十萬兩白銀、製造先進的巨輪，在長江觸礁沉沒。英國人打撈不上來，最後，決定把這沉船以五千兩白銀的價格拍賣，希望能撈回一點本兒。不過這便宜可不好拿，沉在長江水底，萬一打撈不上來，五千兩白銀就丟到水裡了。當時，中外各大輪船打撈公司，都到現場查看了一番，一個個搖頭而去，因為打撈難度太大了。可是民生公司初生之犢不畏虎，別人不敢接，他們接了。民生拍下五千兩白銀，拉起廠裡的土專家跟工人們一番苦幹，竟然把這巨輪就給撈上來了。這可是撿了個大便宜，經過一番改造，定名「民權輪」。民生公司做的是客運，是服務業，跟人打交道，要有完善的制度才行。盧作孚親自下場，參與了制度設計。首先，重視開闢航線，不斷擴大客戶群。其次，穩定價格，不能老是臨時漲價，給顧客心裡留下疙瘩。再一個，堅決改變當時輪船業的陋規，禁止船工要小費、討紅包，使客人困擾。民生公司的制度，不但從幾個大處著眼，連細節方面也都不放鬆。特別是對員工們的服務意識，要求得最緊。大制度，小細節，這就是民生公司賴以發展的根本。就在民生公司展翅待飛的時候，日本侵華戰爭也開始加緊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局勢變得緊張起來。很多企業家紛紛捲起錢財逃到國外，盧作孚不為所動，時刻準備以商人的身分，參與抗日戰爭。
1937年，民生公司的任務來了。本來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把四川定為戰時的大後方。連中央政府都搬去重慶，東部的機關、學校、工廠等等，自然也紛紛向川渝一帶搬遷。這個搬遷任務，就交給了民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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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需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盧作孚生活簡樸，1944年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曾談到盧作孚居家環境：「他家中的設備近乎貧寒，唯一一件『高級』用品，是一把三○年代初期買的小電扇，漆都褪盡了，破舊不堪。」在公司裡，盧作孚給自己訂的月薪是三十大洋，比一般員工好不了多少。而且，不管他內內外外兼多少差事，他只拿一份薪水。四川軍頭楊森想延攬他，月薪五百大洋，他婉謝了。
經過二十餘年的經營，到1949年，民生公司已擁有江、海船舶一百四十八艘；航線從長江及其支流開始，延伸到中國沿海、台灣，東南亞各國、日本、印度；分支機構遍及長江沿線和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美國、加拿大；員工七千九百六十人。此外，還擁有造船廠、發電廠和各港口的許多碼頭、倉庫；投資銀行、保險、鋼鐵、機械、紡織、煤礦、水泥等六十餘項實業；是當時中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集團。
1950年4月，周恩來派人到香港請盧作孚及其滯港船隻回國，6月10日盧作孚離開香港經廣州到北京。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6月15日在懷仁堂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兩次受到毛澤東接見和設宴招待，還與周恩來、陳雲等人多次交談。不久，民生公司被改為「公私合營」。
在1952年初的「三反運動」中，民生公司內部揭露「貪汙及嚴重浪費現象」。2月2日，在民生公司大樓的走廊裡，貼有大批「大字報」，內容是質問「公股代表為什麼不下基層來，不到工人中間來」、「公股代表難道就沒有貪汙行為」等等，盧作孚受到衝擊。2月6日上午八點半至中午十二點，在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第一次當眾檢討「公私不分」的「舊生活方式」，「解放後儘管我當心學習，但生活習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過來的」。1952年2月8日上午，由民生公司海員工會和公股代表發起召開「民生公司『三反』坦白檢舉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的幹部。這明顯是對著盧作孚來的。這天下午，盧作孚照常上班，在辦公室處理了一些瑣碎事務，簽發了幾個文件。其間還到秘書科，在那裡仔細地交代了一些事。當天晚上在重慶市民國路20號家中服安眠藥自殺身亡。遺囑只有兩條，第一條把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第二條叮嚀子女好好照顧母親。文革前後，投河、上吊或吞藥的文化人很多，企業家相對較少。盧作孚總是與別人不一樣。主持「宜昌大撤退」的英雄，卻躲不過人生的大風浪，把自己「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