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因正义，而无惧
不以胜败论英雄
做公益律师的这25年来，我一直就没有停歇过，今年更是觉得格外疲惫。现在机构的日常运作大多交给年轻人做了，我主要负责机构的筹资、战略规划和外部协调，同时参与一些重大、典型、疑难，具有理论研究和立法倡导价值的案件的办理。刚开始的十年时间里，女性打官司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一方面是缺乏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前来咨询和求助的人不多；另一方面，整个法制建设也相对不太健全，维权成本高。比如遇到职场女性被性骚扰、性侵害的问题，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男女同龄退休的问题等，她们来找我们咨询、投诉，但是你让她们真的走法律程序，她们又会表现得犹豫不决，甚至退却。我们在充分理解并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会尽力帮助她们分析各种选择所面临的风险和后果，并给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供她们作为最终决定时的参考。我们援助的大部分对象都是贫弱女性群体，她们大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没钱、没文化、没技能、没社会地位，就业机会很少，社会对她们的关注也非常少。她们拿着最微薄的报酬，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我见过有农村妇女到城里打工，老板给她吃过期的方便面，长期不支付工资，连买基本生活用品的钱都没有。但即使这样，她还是没有勇气去打官司，一是担心维权成本高，时间长，二是担心遭到报复，被老板开除。
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女性的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再加上网络的兴起和媒体的传播，她们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寻求帮助的渠道，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也相应提高，愿意为维护自己合法权利而打官司的人多了，哪怕遭遇了在传统观念上看来难以启齿的伤害（如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害等），很多女性也都选择勇敢地站出来。
如今，我们每年接待的法律咨询约在1000-1200件，代理案件约40-50件（其中一些案件为群体性公益诉讼案件）。同时还会举办面对不同目标群体的性别意识和法律知识宣传培训，以此努力推进某些性别议题的完善，并通过提交立法建议书、法律意见书和两会建议等方式，积极推动相关法律政策的改革和完善，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反家庭暴力法》及相关立法条例的出台和修订，背后都有公益律师的努力。公益诉讼的魅力在于不完全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任何一个个案，我们都会全力以赴），而是通过综合性办案手段的运用，引起全社会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注和重视，并尝试自下而上倡导和推进相关法律政策的改革和完善。
何为“公益律师”
我们曾经打过一些很漂亮的“仗”，比如推动高校在校学生生育权的问题。2005年之前，“禁婚禁育”规定在各个高校比比皆是，教育部当时
我们要促进广大女性自我意识、能力的觉醒和提高，也要推动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完善法制。
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对此持肯定态度，结果许多学生，特别是在读女硕士、博士因此不得不在受教育权和生育权之间作取舍。
2004年7月，我接到唐女士的投诉。唐女士原是北京某高校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当时已30多岁。博士在读期间经学校批准与同校的男友办了结婚手续，婚后几个月，她意外怀孕。为了完成学业，她打算做人流手术，但大夫建议她，为了避免危险不要做手术。但由于当时学校管理规定：“在校期间不允许生育”，她和爱人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她不希望苦读多年的学业毁于一旦，但更害怕因手术而失去做母亲的能力。思量再三，她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但学校认为规定不能违反，“只能按规定办”。接到唐女士的求助后，考虑到唐女士的学业，以及其爱人也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我们最终决定暂时放弃诉讼手段。2005年1月，我们在北京举办“关于在校大学生婚育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妇联权益部、国家教委学生司、户籍管理部门、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与法律界专家学者、在校女研究生、多家媒体共同参与了讨论。很多专家批评了上述高校管理中的“禁婚禁育”规定明显涉嫌违反《宪法》《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上位法规定，应予纠正。成效是显著的，之后，教育部新出台的学生管理规定取消了在校大学生结婚的“禁令”，并要求高校不得对合法生育的学生予以退学。这个案例只是我们机构25年来自下而上推动相关法律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其实还有很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公益律师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想，除了提供法律援助，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之外，还同时肩负着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职责，并通过个案的积累，去努力推动法制的改革和完善。做一名合格的公益律师，不仅需要激情、勇气和斗志，更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开展工作的策略。
重新做选择？不会的
你们不要只是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现状，它们不能代表全貌，许多地区的律师资源比较短缺，而花不起钱请商业律师的底层民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却又非常巨大。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为推动国家公益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但相较于庞大的法律援助市场需求，我们专职公益律师的力量是很微小的，能帮助的人群也是相对有限的。正因如此，我们在2007年发起建立了妇女权益保障公益律师网络。目前，我们已经吸纳了全国近六百名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加入。但因为各种原因，真正能发挥作用的网络志愿律师是非常有限的。相比那些平时做商业案件，同时愿意抽出部分时间来做公益法律服务的志愿律师，我们这样的民间专职公益律师屈指可数。和商业律师相比，公益律师的待遇相对清贫，处境相对艰难，很多时候是需要靠激情、信念和理想去支撑的。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们这帮人就是傻子！”别人怎么想，我无法左右，但从我个人来说，是的，我就乐意做这样的“傻子”。选择做公益律师，这是我个人的内心抉择，不存在比其他律师道德更高尚的问题，也不应当有这样的道德优越感，我自己喜欢这份事业，仅此而已。当前机构的公益运作确实遇到了许多难题，比如“民非”身份的注册，比如支撑机构公益项目运营的资金，比如吸引和培养优秀公益法律人才等。有人会说，你们可以去做商业律师，但我想我是回不去了。做公益律师时间久了，不管是你的兴趣、信念、价值体系，还是关注的对象和领域，和商业律师都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我本来骑着自行车在往前走，你忽然要我去开豪车，我可能就要改变我长期以来坚守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甚至要为此扔掉我的公益心、同理心和一直以来坚守的信念⋯⋯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也不会去做这种彻底的转变。就像一杯水，本来是透明的，滴进了红色颜料，就很难去掉了。我不愿改变我自己，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很难，更何况是一个自己认同的自己。这二十多年来，在女性维权和性别平等的推进上，我的个人体会是，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帮助广大女性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促进自我意识和能力的觉醒与提高，这是一条自我成就的道路；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推动社会改变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
做一名合格的公益律师，不仅需要激情、勇气和斗志，更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开展工作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