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之爱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生长在川中丘陵一个叫“踏水村”的地方。我家是“半边户”，有甜有苦，甜的是当教师的爸爸总是会揣点好吃的回家，苦的是体弱多病的妈妈一个人在农村负担5 个人的包产地。

家里最缺的是大米，吃干饭跟吃肉一样是过节标配，平日里不能奢望，就连过生日也是没有干饭的，最奢侈的是加个鸡蛋。那时候的农村最不缺的就是红薯，吃得最多的也是红薯。最多的日子，人是跟猪一锅的——煮猪食红薯藤、牛皮菜的时候，取几个红薯放在猪食中间，煮熟之后，刨开猪食，将红薯取出来，用手剥了红薯皮，就是果腹的碗中餐。“人猪一锅”是生活常态。

或许是小时候吃了太多的红薯，跟我一起长大的妹妹如今最讨厌的莫过于红薯。而我却相反，红薯依然是我的大爱，且对红薯的口味越发刁钻。每次对市场里买来的红薯各种挑剔——水分过多、甜味不足、淀粉太少，不一而足，常常让家里的“饲养员”很是头疼。

总是怀念家乡出产的“524 红薯”，个小、皮白、甜糯，口感宜人，一口一个都是家乡的味道。每次

我吃到类似这样的红薯，便不由得想起小时候。那时候，种红薯是要在地里挖土坎的，每条坎上种上红薯，红薯长出嫩叶，越来越长，蔓延到土坎下。为了让红薯长得更好，乡下的孩子们必须在放学之后，去地里翻红薯藤，实际上就是把红薯叶子从坎的一面翻到另一面，以免长藤的茎钻进土里太深。过了两三周，再去地里，把已经长得很是茂密的红薯藤从另一面翻到原来那面。如果这时候需要猪食，我们便背着背篼，把红薯藤用刀割下来，大把大把地放进背篼，回家砍成短节，放在大铁锅里掺水煮熟，捏烂后倒到猪圈的石槽里，让猪饱餐。

猪吃藤，人吃薯。随着社会发 展，人对红薯的依赖越来越小，一般的红薯也多用来喂猪。不过好品种、好口味的红薯，一直是人们的盘中餐。每次吃糯到喉管的红薯，我想到的不只是小时候的我们，更想起乡村里淳朴的老乡。想起他们当年对我家无私的帮助，想起他们不幸的人生，唏嘘不已。

有邓氏兄弟一家，年轻时便年年帮我家做田间地头的重体力农活，因为跟妈妈同姓，我们从小便称他们为“保保”。前些年听妈妈说，大保保插秧的时候出了意外，惨死田头。木讷的小保保终身未婚，中年时捡了一弃婴养着，一直贫困。大保保的妻子，我也是叫“保保”，当年跟丈夫和叔子一起帮衬我家，从不抱怨。如今年老， 被有钱的儿子、儿媳嫌弃，他们住了楼，她却住破旧老屋，孤苦生活。听得我好不心疼，便要妈妈抽空和我一起回去看她。

妈妈又托乡亲转达我的意思，保保竟然拒绝了，说不好意思让我看到她住的地方。我也知道，现在的农村不管怎么穷，也可以天天吃白米干饭，天天吃肉了。钱并不是最大的问题，亲人相继去世，子女并不孝顺，孤独终老才是最悲苦的命运。这时的我，回到踏水村，给她一个热烈的拥抱，牵一牵她枯树枝般的手，陪同吃一顿家常饭菜，于她，才是能温暖心灵的精神礼物啊！越想越觉得保保还是如同当年一样，淳朴温厚，一心只有他人，从不祈求回报。

保保一家人，何尝不是如同那片土地和那土地上长出来的红薯，以不变的姿态和不变的口味扎根乡村，守候原地。我这样的游子，身在他乡，再也不会回去，但天涯海角，从来都不会忘记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憨厚朴实、他们年复一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或许，正是还有他们，我的半世乡愁才有安放之处。回老家看保保，今年冬天一定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