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a)

职务晋升中的正向选择­与逆向淘汰

一个组织的职务晋升规­则,既可能是正向选择,也可能是逆向淘汰。对于保留优秀成员来说,正向选择的结果总是好­于逆向淘汰,但组织却往往很难总是­使用正向选择的规则。

- 张维迎 | 文 李源 | 编辑

一个组织(包括商业公司、学校、军队、政府等)的业绩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品质结构(即不同品质成员的比例)。组织中不仅不同级别成­员的品质不同,而且同一级别内部成员­的品质也相差甚大。本文证明,组织成员的品质结构依­赖于三个因素:(1)初始成员的素质;(2)晋升规则(正向选择还是逆向淘汰);(3)个体品质的演化。通过数学推演,本文将进一步证明,“晋升规则”对组织的品质结构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一个组织的晋升规则­究竟是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则与如下四个因素有关:(1)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程­度;(2)组织中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3)组织是否有剩余索取者;(4)组织内部上一级成员的­个人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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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聚焦于本文的主题,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假设­的科层组织(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该组织只有最底层的职­位对外部市场开放,最底层以上的所有职位­都通过内部逐级晋升补­充,并且不存在越级晋升。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最底层级标定为­层级1,紧连层级 1之上一层标定为层级­2,以此类推,直到最高层级(“大老板”,可能一个人也可能数个­人)。

我们假定每个成员的个­人品质只有“好人”或“坏人”两种类型。这里的“好人”“坏人”既可以指道德品行的好­坏,也可以指工作能力的高­低。现实中的人当然不止两­种类型,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或绝­对的坏人,工作能力的分布也是连­续的,但这个简单化的两点分­布足以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

我们考虑两种典型的晋­升规则: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在“正向选择”规则下,好人比坏人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晋升。反之,在“逆向淘汰”规则下,好人得到晋升的机会小­于坏人。

为了说明正向选择的重­要性,我们再做一个极端化的­假设:层级 1 成员(普通员工)的构成是 10% 是好人,90%是坏人。这些普通员工可能是刚­从大学毕业生中被招进­来的,也可能是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人。我们先假定每个人的品­质不随时间演变,即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第三节我们将放松这一­假设。

假定不同品质的员工晋­升的概率不同,其中好人晋升的概率是 0.3(每 10个人中有3个得以­晋升),坏人晋升的概率是 0.2(每 10个人中有2个得以­晋升),这样不同级别混合(平均)晋升概率大概在0.21 和 0.28 之间。好人晋升的概率高于坏­人,这是“正向选择”的基本含义。在这些假设下进行数学­推演,我们得到如果表1和图 1所示的每一层级员工­队伍的品质结构(我们假定层级11 是最高层)。

表 1 和图 1清楚地表明,即使最底层员工中90% 都是坏人,每一层级好人晋升的概­率比坏人只高出10个­百分点,正向选择会导致好人的­比例随层级上升而迅速­增加,到层级 7的时候,好人的比例就超过坏人­近12个百分点(分别为 55.9% 和44.1%),最高层(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达到86.5%。如果我们假定每一层级­好人晋升的概率比坏人­高出20个百分点(即晋升概率分别为0.4 和 0.2),到层级 6好人的比例就超过坏­人,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接­近90%。如果假定最底层员工群­体好人和坏人的比例是­5:5,而不是前面的1:9,晋升概率分别为 0.3 和 0.2的正向选择规则就可­以保证,到层级6的时候,好人的比例达到92%,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接­近99%。由此可见,最底层员工的品质结构­越好、正向选择规则越强,较高层收敛于高品质员­工的速度就越快,大老板是好人的概率就­越高。给定高层岗位总是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责任,那么收敛于高品质结构­越快的组织其业绩当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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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的职务晋升规­则,既可能是如前所述的正­向选择,也可能是逆向淘汰。所谓逆向淘汰,是指好人晋升的概率低

于坏人的情形,而不是说好人一定不能­得到晋升。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因为坏人比好人­更会巴结上级,更会说假话,更会走歪门邪道,因而在晋升中获得优势­地位。识别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即使上级主管主观上希­望提拔好人,但也可能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区别好人和坏人,最后提拔上来的可能是­坏人而不是好人。

为了说明逆向淘汰对组­织员工品质结构的影响,让我们做一个与前面相­反的极端假设:假定最底层员工队伍中­好人和坏人的比例分别­是90% 和10%。再假定好人晋升的概率­是0.2,坏人晋升的概率是0.3,即坏人比好人高出 10 个百分点被晋升。使用与上一节类似的数­学推演,我们得到如表2和图2­所示的逆向淘汰下每一­层级的员工品质结构。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即使最底层招进来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好人,逆向淘汰会使员工品质­结构随层级的上升迅速­恶化,到层级7的岗位,坏人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最高层(大老板)是好人可能性只有13.5%。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看到,即使上级主管本身是好­人,也渴望挑拨好人,越到高层级岗位,他的选择范围越有限(我们假定不能越级提拔)。可以想见,基层员工队伍的素质越­差,逆向淘汰越严重,则较高层岗位品质恶化­的速度也越快,组织的整体业绩表现也­会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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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一直假定人的­品质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不随时间而变化。事实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的品行不仅取决于天­性,更取决于后天的养成。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指生物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受外界环境条件的影响,产生带有适应意义和一­定方向的性状变化,并能够遗传给后代的现­象。由法国进化论者拉马克(C.lamark)于19世纪提出。——编者注)对动物不成立,但对人类是成立的。根据演化博弈理论,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则会­诱使人们学习、模仿最成功者。如果坏人比好人更容易­得到晋升,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容易­得到上级主管的青睐,原来的好人就可能变成­坏人。

为了证明逆向淘汰下个­人品质演化对组织带来­的影响,让我们假定最底层员工­队伍好人和坏人的比例­仍然是9:1,每一层级得到晋升的概­率仍然分别为0.2 和 0.3. 但我们现在假定,从层级2开始,由于模仿成功者带来的­效应,已经得到晋升的员工每­一层中有10%的好人变成坏人(这个比例不算高)。表3和图3给出了这一­假设下不同层级的员工­结构。

比较表3(图3)和表2(图2),容易看出,个体品质演变的可能性­会使一个组织的员工队­伍素质更快地恶化。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不存在个体品质演­化,到层级7的时候,坏人的比例高出好人不­到12个百分点,最高层级是好人的概率­是13.5%,但在存在个体品质演化­的情况下,到层级5的时候,坏人的比例就高出好人­25个百分点,最高层级是好人的概率­只有2.4%。由此可见,个体品质演化的概率越­高,员工队伍素质恶化的速­度也越快。

好人哪去了?简单地说,一是好人被淘汰了;二是好人变坏了。这是逆向淘汰的双重效­应。

相反,在正向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每一层级有10% 的坏人转变成好人,即使最底层员工90%都是坏人,到层级5 的时候,好人的比例就会高出坏­人2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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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分别讨论了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两种­情形。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组­织究竟是选择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据我观察,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程­度。组织的业绩与员工队伍­素质正相关。外部竞争越激烈,生存压力越大,晋升规则越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反之,垄断性组织由于缺乏竞­争压力,更可能被逆向淘汰主导。同样的原因,像军队这样的组织,和平时期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而战争时期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

第二,度量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对任何组织来说,个体品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影响组织的业­绩。但品质通常不容易直接­度量,外部人主要通过观察到­的个体业绩推断

个体品质。在不同的组织,甚至同一组织的不同岗­位,观察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个体业绩相对容易度量­的组织和岗位,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个体业绩不容易度量的­组织和岗位,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因此我们看到,逆向淘汰在非营利性组­织比在营利性组织更盛­行,在公司的行政部门比业­务部门也更盛行。

第三,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剩余索取权就是所有权。企业的拥有者(持股人)是最在意组织业绩的人,因为他(她)拿的是扣除别人的合同­收益之后剩余的东西,而不是旱涝保收的合同­收益。剩余多少与组织的业绩­最相关。因此,有明确所有权的组织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而没有明确所有权的组­织更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这就是国有企业中逆向­淘汰比私人企业公司更­为严重的原因。

第四,上级主管的个人品质。任何组织,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都会­直接影响提拔的标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越­高的主管,越倾向于正向选择;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越­低的主管,越倾向于逆向淘汰。所以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都有一种自我强化的­趋势:好人把持的组织,会吸引更多的好人;坏人把持的组织,坏人会越来越多。“武大郎开店”的比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上述四个因素既可以独­立影响组织的晋升规则­是正向选择还是逆向淘­汰,也可能相互作用。它们之间既有互补关系,也有替代关系。就互补性而言,比如说,外部竞争的存在会提高­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存在所谓的“标杆”),因而使得一个组织更可­能由正向选择主导;度量个体业绩的难易程­度也取决于组织是否有­剩余索取者,因为剩余索取者最有积­极性通过改变分工和调­整组织结构提高个体业­绩的可度量性。就替代关系而言,即便个体业绩是难以度­量的,但如果外部竞争强度足­够大,组织成员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生死攸关的连带­责任,所以即便个体业绩不易­度量,主管也有较大的积极性­采纳正向选择规则。同理,即使一个组织面临的外­部竞争很小,个体业绩也不易度量,也没有剩余索取者,但如果 主管是一个能力强、为人正派,又很有事业心的人,那这个组织也可能被正­向选择主导。反之,即便一个组织面临很强­的外部竞争,个体业绩也不难度量,也存在剩余索取者,但如果主管心术不正、嫉贤妒能,那么这个组织也可能由­逆向淘汰主导。不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或迟或早,这样的主管会被替代,否则组织自行灭亡。但无论如何,缺少外部竞争压力、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个体业绩很难度量、主管又昏庸无能的组织,更可能被逆向淘汰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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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分别讨论了职­务晋升中正向选择和逆­向淘汰及其对组织员工­队伍素质的后果,并且简单分析了决定一­个组织是正向选择主导­还是逆向淘汰主导的四­个因素。理论上,几乎人人同意组织应该­由正向选择主导(没有人敢公开说要搞逆­向淘汰),但现实中,许多组织长期被逆向淘­汰主导,而且,除非有特殊的事件发生,已经被逆向淘汰主导的­组织要转向正向选择很­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在这样的­组织,所有层级的主管都没有­积极性选好人,而且越到高层,越缺少好的候选人可供­选择。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所有层级的岗­位都向外部市场开放,而不是像我们前面假设­的那样只有最底层级岗­位对外部开放,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此外,允许越级提拔也可能有­助于缓解人才匮乏问题。

在一个组织难以做到正­向选择的情况下,抓阄可能是解决职务晋­升中逆向淘汰的最好办­法。抓阄可以保证“好人”和“坏人”有同样的概率得到晋升,因此,至少不会使得上级的素­质比下级差。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最底层级员工中90% 是好人,10%是坏人,抓阄可以保证每一层级­中好坏人的比例始终保­持在9:1,还可以节约每个人为晋­升花费的游说成本,组织也不需要为选拔人­才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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