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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去，全球重大的政经问题貌似都可划归为政府和自由企业之间的斗争，是争夺制高点的战斗，是自由和农奴制之间的选择。（你可以在这里加上自己的比喻。）

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仍然在政治圈盛行，特别是在美国，尤其是共和党竞选过程中。但是，如果是出于其他目的，这种观点有点复古。如今最重要的选择不在政府和自由企业之间，而在运行良好和运行不良的政经体系之间。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自由企业的胜利——如今针对任何问题，能想到的解决途径，至关重要的因素都是私有财产和利润，但它们并非仅有因素。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所有情况下都带来广泛繁荣，它需要有效治理和交付产品的体系。

以欧元为例。是的，创造欧元需要政府行为，但对此最迫切的很多拥护者是自由市场商人。欧元目前的问题也是设计缺陷之过，不是政府或市场本身之过。欧洲统一了货币，却没有统一经济，这是不可持续的。欧元设计者起初希望，货币统一地区的政府为了让欧元流通无碍，会被现实逼迫作出政治和经济方面所需的变革。这件事也许依然有可能，但需要艰难的政治选择。

全球经济管理也可用同样的道理解释。二战后，全球自由企业的胜利并非侥幸。成功原因是美国和同盟国设计了鼓励其发展的体系，最关键的体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非世贸组织），以及政治领导集团 G7（后变为G8）。这些体系的建立也许并不完美，但在过去 60 年里，却让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走向富裕。

这些体系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它们能真实反映出全球经济实力的平衡，不像徒有其表的联合国。美国是主导成员，西欧是重要的二把手。但如今这个体系的成功正在逐步摧毁它。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平衡，经济实力分散在全球各地。

每个国家对此的反应都不同。《美国制造的世界》（ The World America Made）一书在2012年初引起很大反响，因为时任总统奥巴马赞扬了刊登在《新共和》上的一段节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书中彻底否

认了这种改变。本书其他观点很有说服力，但这点值得商榷。他称美国全球经济份额自从 1969年没有下降过，没有理由不继续主导地位，但这是校正值（购买力平价），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实力。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金融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按市价计算，美国全球收入份额从 1969 年的36% 降到了 2010 年的 23%。

《各自为政》（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的作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思路有所不同。他重新叙述了国际协约如何开始反映新的经济现状，最明显的是G20代替了 G8。之后他对 G20的成功前景进行了尖刻的描述， “让 20位谈判者在合照和高尚原则声明之外达成统一已经很难了，”他写道，“在大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价值观不同的情况下，这几乎不可能实现。”布雷默是一名政治学家，他预感未来几年投资者和公司将更加关注政治（猜得真准！），还在 1998 年成立了预测公司欧亚集团。他认为，现实根本不是 G20，而是 G0，也就是没有任何国家独大。可能的结果是：在新秩序出现之前，这10年或更长时间里一切会很不稳定。

在《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 Noone'sworld ）一书中，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查尔斯·库普 坎（Charles Kupchan） 和布雷默的出发点相同，但他野心更大：他想要将其定义为伟大历史转折，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的经济崛起。“偏离西方道路并不是通往全球同质化单行道上的微小偏差，”他写道，“而是通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信替代选项。”

库普坎的目标逐渐浮出水面，和其他数不清的学究在过去20年间攻击的目标一样，他也对准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这本书最初是发表在《国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上的一篇论文，之后成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福山并没有论证有趣的事不会再发生，而是认为政治和经济进程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意思并非左翼，而是尊重个人权利）、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逻辑终点。共产主义明显是错误转折，随着它的消亡，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并没有长期可信赖的替代选项。

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道福山 是否正确。但是当前中国和政治伊斯兰的实际发展情况对福山观点的挑战，肯定不足以证明他是错的。共产党在中国的正统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而奉行伊斯兰教的国家除了依靠石油，在其他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建树。

福山在《外交》期刊（ Foreign Affairs ）发表的新文章（题目自然是《历史的未来》）中指出，一个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来自自由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未能保护中产阶级利益，而中产阶级是让自由民主主义成为现实的群体。“更加岌岌可危的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他写道，“新的意识形态不会将市场视为最终目的，而是评估全球贸易和投资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

这听上去是不错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需要真正在全球规模下的成功给予支持。这也是另一位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家卡根真正要说的。为了确保民主、中产的全球未来，卡根认为美国必须保持住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问题是美国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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