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品格 批评本色——评《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的学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易德良

——评《梁茂春音乐评论选》①的学术特色与时代价值

易德良

摘 要：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梁茂春音乐评论选》，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音乐评论应有的“批评”本色和“学院乐评人”必备的人文品格与精神追求。作者认为这部评论文集最主要的学术特色在于：继承与坚守“秉笔直言”史学品格；发掘音乐史“边角史料”以促进“人文音乐史”的学术实践；专业性与亲和力兼具的书写风格。而且，这部文集的出版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与鉴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关键词：音乐评论；梁茂春音乐评论选；中国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06/j.cnki.cn42-1062/j.2019.02.015

⓪①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评论因缺乏“批评”底色、

文化含量以及必要的精神品格而饱受许多音乐界乃至圈外人士的诟病。一言以蔽之“：音乐评论”太多， “音乐批评”却很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自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音乐评论常常在我国重要的音乐实践活动与音乐现象中缺席、失语、失信、失准，甚至于特定时期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变作随风摇摆的“墙头草”。进入新时期，丰富多元的音乐生活与多样化的音乐观念思潮共同推动了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但具有深度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的音乐评论依然为数不多，远远不能满足一般公众与音乐界人士品鉴、解读、评论乃至“批评”各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现实需要。究其原因，除去当下音乐文化生活的现实发展水准、一般公众对音乐（尤其是“严肃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欣赏水平、审美趣味及文化价值认同等要素外，关键在于具备“音乐素养、审美敏感、深厚学识、辛辣文笔、广阔视野、文化理想和社会关怀”等内在②品质的“乐评人”太少，从而直接导致人文内涵、审美品格与批判意识兼具的“音乐评论”相对稀缺。不过，近年来以专业音乐院校师生为主的“学院乐评人”群体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较多的努力，许多音乐学者或“客串”、或以此为专业方向发表了大量“乐评”文论，客观上起到了将学院中的知识见解传播给社会大众，以音乐评论干预和引导社会音乐生活的作用。③

收稿日期：2018-10-12

作者简介：易德良，男，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邵阳 422000）。

① 2018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年版。

② 杨燕迪：《中国音乐评论现况判断》，《人民音乐》2007 9 88

年第 期，第 页。

③

这方面的成果不仅来自众多专业音乐院校师生发表在《人民音乐》等刊物上的各类“乐评”“书评”文章，还可以参考

2004

年以来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音乐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历届“人音社杯”音乐书评征文活动的获奖

2006

论文，以及 年以来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主办的历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活动中的获奖论文。据笔者所见，这些论文的作者基本上来自音乐学院师生群体。

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梁茂春音乐评论选》（以下简称《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音乐评论应有的“批评”本色和“学院乐评人”必备的人文品格与精神追求。《评论》汇集了现当代音乐史学家、音乐评论家梁茂春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各类“音乐评论”近百余篇，整部文集由“评音乐家”“评音乐作品” “评音乐会”“评音乐论著”“评音乐事件”“序和跋”“乐评诗”七个构成。

笔者认真阅读这些丰富的“乐评”文献，认为继承与坚守“贺绿汀精神”形成的“秉笔直言”史学品格、发掘音乐史“边角史料”以促进“人文音乐史”的学术实践、专业性与亲和力兼具的书写风格是该《评论》最主要的学术特色。而《评论》的出版又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笔者认为，该文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与鉴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秉笔直言”的史学品格：对“贺绿汀精神”的继承与坚守

“秉笔直言”是贺绿汀先生1988年赠予《评论》作者的题签，梁先生将它置于《评论》的第一张彩色封页，意在表明自己始终把贺老的这句话作为从事学术研究与“乐评”写作的座右铭。纵观全书，《评论》中有三篇文论涉及贺老以及“贺绿汀精神”。如“二十世纪人文精神的丰碑——纪念贺绿汀百年诞辰”一文中，作者通过总结归纳建国初期、极左思潮泛滥的六七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三个历史阶段贺绿汀先生的音乐理论创作、音乐社会活动、音乐思想的发展特点，提炼出“贺绿汀精神”的人文内涵：“‘文革’中的贺绿汀，在洪涛倒海中砥柱耸天，一身傲骨，满腔正气，将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精神张扬到了极致，在专制强权面前毫无奴颜媚骨，始终不失中国文人的操守。贺绿汀置生死荣辱、个人祸福于不顾，以自己高贵的品格为中国文人造就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④落实到作者自身学术研究与“乐评”写作中，就是要做到“不虚美，不趋时，不苟且，独立思考讲真话”的“秉笔直言”。而《评论》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有感于“当代中国音乐研究中的共性、群性、官性的东西太多了，被扭曲的东西太多了，研究者在长期的改造和遭受强行干预之后，失却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失落了起码的批判能力，匍匐在神的灵威之下”⑤。因此，作者希望发扬并身体力行“贺绿汀精神”，“呼唤音乐理论的个性特点，彻底打破极‘左’思潮对人的灵魂的钳制”⑥。文章发表于2003年，十多年过去了，音乐界的种种不正之风、各类学术腐败丑闻还是时有发生，笔者读到这些话语时依然感觉声犹在耳、振聋发聩。

诚如作者所言，“直言何其难，难于上青天！真正的直言连‘硬骨头’贺绿汀都难以做到，吾辈只能心摩之，手追之。”⑦尽管如此，《评论》中的许多文论仍然彰显了秉笔直言的史学品格。在“三批判——纪念李凌百年诞辰”一文中，作者清晰地梳理了李凌先生一生当中遭遇从“粗暴批判”升级而成的“政治批判”“霸权批判”，深刻揭露了特殊历史时期以强权政治和霸权话语为特色的批判活动，不但造成对李凌先生为代表的大批正直音乐家们的身心戕害，而且使整个文艺界正常的学术争鸣逐渐演变为极左思维的政治批判，成为一个时代与个人悲剧命运的现实缩影。笔者注意到，《评论》作者在高度评价李凌先生音乐评论活动的历史成就与贡献时，并不讳言20世纪40年代李凌先生曾批判过陆华柏、陈洪、青主、萧友梅以及50年代批判过贺绿汀等历史事实，还坦言晚年的李凌先生对于当年参与批判贺绿

④ 31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⑤ 32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⑥ 32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⑦ 7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自序，第 页。

汀活动的愧疚之情……“⑧不虚美，不隐过”的秉笔直书反而让我们更真切地走近一个百年历史人物的多面人生与真实心境，尤其是作者最后产生的“凡好文章均挨批，这是什么世道呢？‘一批就红，越批越红’，这简直成了鉴定当代优秀音乐论文的一个定则”这一认识，确实是现当代音乐史上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与研究的特殊文化现象。

当然，这种“秉笔直言”的史学品格还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歌曲《十五的月亮》的不足及其他”、“融融暖意西北风”等评论的写作中。2012年12月，作者于北京音乐厅欣赏了“找回祖先的声音——陕北民歌经典交响音乐会”，在高度评价柴根、贺玉堂、王向荣、杜鹏等民歌手演唱艺术的同时，也指出了原生态民歌手不适应音乐厅表演导致的表情拘谨、嗓音没有达到最好状态等不足，以及交响乐队始终在“伴奏”而没有发挥出“交响”这一功能的事实。而且还进一步批评，并不是“民歌+交响”就能够成为“交响音乐”，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二、发掘音乐史“边角史料”： “人文音乐史”的具体实践

音乐史的“边角研究”是梁先生在大陆音乐学界首倡并付诸学术实践的一个全新视角，简而言之，“‘音乐史的边角’关注于主流历史看不到或忽略的那一部分，注重于历史中心之外的角角落落，探究被传统音乐史学研究忽略了的领域和问题”在《边角风光亦灿然——浅谈“音⑨乐史的边角研究”》一文中，梁先生全面分析概括了音乐史研究的“边缘视角”的六个方面特点，对于当前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而言，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音乐历史的生动性与多样性”、“注重音乐历史上的凡人小事”以及“提高音乐历史研究的独立思考精神”。⑩联系到2015年8月梁茂春先生在北京召开的“理念·视角·方法：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人文音乐史”浅议》，笔者认为：发掘“边角史料”推动音乐史的“边角研究”实际上是梁先生站在“人文音乐史”的立场，呼吁我国当前的音乐史研究回归“人本主义”与人文关怀的具体实践。《评论》中的许多文章从不同层面体现了这一重要学术理念。

这种发掘音乐史“边角史料”的学术实践表征之一，即是对长期处于主流音乐史“边缘”的部分音乐家及其作品的梳理与评介。如“他从雪山走来——评罗念一的音乐创作”一文彻底改变了笔者对于“西藏人民的儿子”罗念一的模糊认识。与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且享有崇高声誉的王洛宾、石夫、辛沪光等见诸现当代音乐史教材的这些著名音乐家相比，罗念一除了《洗衣歌》之外似乎踪影渐淡。然而通读该文，一位将自己的青春与才华全部奉献给西藏音乐事业且创作出众多经典音乐作品的杰出军旅音乐家形象，逐渐浮现在读者眼前；“清静的纪念——作曲家孙亦林周年祭”是《评论》作者为作曲家孙亦林及其音乐作品的梳理与评介。孙亦林创作的《青年钢琴协奏曲》是我国第一部民族乐队与钢琴合作的协奏曲，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被不同的交响乐团与演奏家们搬上舞台，但创作者的名字一如她低调内敛的性格而长期默默无闻。通过《评论》作者细腻的笔触与充满人文关怀的梳理与分析，孙亦林及《青年钢琴协奏曲》亦得以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印记与呈现。

表征之二，是对主流音乐家的虽处于“边缘”却有极高艺术价值与人文内涵的音乐作品进行介绍与评论。“‘直行终有路’——评李焕之为民族管弦乐队而作的《路》”一文，披露了耄耋之年⑧ 80-81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⑨ 梁茂春：《边角风光亦灿然——浅谈“音乐史的边角研究”》，《音乐探索》2015 2 103-106

年第 期，第 页。

⑩ 103-106

梁茂春：《边角风光亦灿然——浅谈“音乐史的边角研究”》，第 页。

逯凤华：《“理念·视角·方法：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2016 1 130-135

年第 期，第 页。

的老音乐家李焕之仍然笔耕不辍，在“民族乐队交响化”道路上孜孜不倦探索且有佳作问世的历史细节。特别是作者不惜笔墨对李焕之先生《第二交响曲》从作品结构、主题音调特征、配器手法、调性布局等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深切表达了对80高龄的音乐家仍然在用热血谱写新的生命华章的崇高敬意；“圣洁之光 崇高之美——评金湘的钢琴协奏曲《雪莲》”写在金湘先生处于生命最后时光、身心遭受巨大痛苦的情形之时，饱含了作者无尽悲痛与哀思。在作者心中，钢琴协奏曲《雪莲》亦如金湘先生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一生都在与无数的痛苦抗争，每次都取得了胜利”，作者欣赏这首钢琴协奏曲时“简直是怀着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壮情怀”。 尽管与歌剧《原野》、《楚霸王》等当代音乐史的传世名作相比，《雪莲——木卡姆的春天》显然属于金湘先生比较“边缘”的作品，但通过《评论》中细致精微的音乐分析与人文解读，这部凝结了百折不挠斗争精神和高洁品格的《雪莲》恰恰“是金湘以雪莲自况的精神表白”；另外，如“边沿的钢琴 钢琴的边沿——评《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1913— 2013）》及其他”一文中，作者对《中国钢琴独奏作品百年经典》一书进行直率的批评时，也不忘把萧友梅的《哀悼引》、马思聪的《鼓舞》和贺绿汀改编的《胜利进行曲》等《百年经典》未收录而实则有重要艺术与历史价值的“边缘”作品一一列举出来，指出其原始出处，并作出精要分析与恰切的历史评价。梁先生以发掘与解读“边角史料”来推动我国近现代与当代音乐史史料建设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鉴证性实录文献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风雨洗礼，中国音乐界也从最初的“拨乱反正”、面对“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观念更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回顾与反思”，过渡到9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之争，新世纪之初关于“第五代作曲家”的争论和“新世纪中华乐派”论战、2002年开始延续至前些年的“重写音乐史”论战……毋庸置疑，这一系列学术争鸣及其实践成果都是在我国音乐界遵循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的基础上产生的，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多元化音乐观念格局的形成。《评论》作者亲历了这曲折与辉煌的40年，见证了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许多大事盛事。换而言之，梁茂春先生以自身的音乐评论实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笔者由此认为，这部《梁茂春音乐评论选》完全可以视作改革开放40年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鉴证实录。

1.《评论》全局性关注现当代音乐文化

《评论》的对象以专业音乐创作为主体，涉及音乐人物、音乐论著、音乐表演、音乐文化现象与事件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作者对于现当代音乐文化各个领域颇具全局意义的关注视野。

作为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梁先生似乎更愿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乐评”对象，因此无论是与他在学术、教研、工作乃至生活中有交集的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李凌、李焕之等，还是同辈音乐家金湘、闵惠芬、鲍元恺等，以及中青年作曲家谭盾、叶小纲、梁雷等，甚至海峡对岸的许常惠、阿镗、罗大佑等，举凡在艺术方面有孜孜不倦追求且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物与音乐作品，都被作者纳入评论的范围；不仅如此，作为音乐创作领域具有改革开放“先声”与“号角”意义的施光南的众多经典名作，李焕之、吴祖强、罗忠镕、杜鸣心、朱践耳等老一辈作曲家在新时期的继续探索之路，谭盾、叶小纲、王西麟等人的作品和他们掀起的“新潮音乐”观念，都在

168-169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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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评论》中得到了极具人文内涵的解读和较为公允的历史评价；与此同时，刘德海的琵琶演奏艺术、闵惠芬的二胡艺术人生、爱新觉罗·毓峘的三弦传谱音乐会等传统音乐的现当代发展成果也被一一评说，亦表明了《评论》作者心系传统、放眼当代的史学情怀。

对于新时期理论与创作文献的关注与解读，则成为作者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音乐文化事业取得重要成就的另一个关注视域。诸如《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第二集）》、《朱践耳交响曲集》、金湘《困惑与求索——一个作曲家的思考》、《中国音乐史图鉴（修订版）》等学术含量较高、影响较大的论文集、作品集、学术专著。关于它们的评论成为作者透过文本审视历史、建构自身音乐批评理念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评论》作者以书评的方式向音乐界同仁乃至社会公众热情推介的重要形式。此外，我国新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与会议——“新潮音乐”“二十世纪中国音乐道路之争”“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等，也在作者的笔下形成了个性化的历史追溯与深度理论思考。

2.《评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评论》的写作立足大陆，兼顾港台，放眼世界的文化视野，反映了我国音乐界不断以开放与多元化的文化视角和姿态走向国际舞台的时代进程。

一方面，《评论》作者将朱践耳、鲍元恺等当代音乐名家自觉立足于我国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吸取其养分进行创作的文化行为归纳为“朱践耳现象”“鲍元恺现象”，盛赞“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交响音乐发展的多元化生命……从不同的方向将音乐指向了人的心灵”；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始，梁先生与台湾音乐家许常惠、罗大佑、马水龙、阿镗等进行多次学术交流，以欣赏的目光看待他们的音乐成就，以历史的角度审视他们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贡献。不仅如此，台湾指挥家陈澄雄指挥的两场音乐会、香港中乐团与指挥家阎惠昌的北京演出之行也给作者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作者以参加各类国际性音乐学水活动的自身实践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音乐界不断以开放与多元化的文化姿态走向国际舞台的历史进程。2005年，作者作为国际音乐节组委会的中方成员之一，参加了在韩国光州主办的“第一届光州郑律成国际音乐节”。让我们初步领略了韩国政府对于郑律成音乐遗产的重视与巨大的投入；学术视野广泛的梁先生对2007年的英文版《当代音乐评论》中的“中国音乐专辑”进行了解读，让国人了解到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音乐发展特别是青年作曲家音乐创作的深切关注。近年来，梁先生的哲嗣梁雷教授旅居美国，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其中美国室内歌剧《四首科里多》以其高度的艺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引发了作者对于全球性的人口贩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读来令人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世界性难题不禁忧心忡忡。

3.《评论》高扬“中国乐派”

《评论》高扬“中国乐派”旗帜，呼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创造属于21世纪中国音乐的未来。

20 世纪80年代，作者就以“高张‘中国乐派’的旗帜”为题，针对当年涌现却并不被社会主流观念的通俗音乐与“新潮音乐”现象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通俗音乐是一股世界性的大潮，中国的通俗音乐还处在大潮初动的阶段。对于这股潮流，宜疏宜导，堵截和禁止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新潮音乐“在冲击我们长期形成的单调划一的音乐观念和艺术规范上，在突破题材和手法的陈旧框框上，在扩大音乐的表现技法上，在探索中国音乐走向世界上，都有着可贵的开拓意义”。 但多年以后，面对一味地追求现代音乐技法翻新和颠覆传统审

274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美观念的许多现代音乐作品，作者在2003年回答四川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关于“中国现代音乐缺了什么”的问题时指出：当前各个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现代音乐创作最大的问题是“雷同”，而且强调新音乐作品“不能只为创新而创新，创新应该是有表现特定内容的意义的”。最后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思想的闪光与个性的闪光”。

不过，在笔者看来，上述批评的目的在于让中国音乐更好地成长，为的是出现更多的时代精品和享誉世界乐坛的传世佳作。回顾改革开放40年以来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促使我们的音乐创作“既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命脉，又要反映世界音乐的发展方向，能为世界音乐提供新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方能开创属于21世纪中国音乐的美好未来。这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亦表明：“中国乐派”登上世界乐坛高峰或许是曲折艰难的，但它的历史性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音乐学人的愿望！

结语

在品读《评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如果作为反映新时期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鉴证实录，似乎还缺少“音乐教育”这重要的一环。或许，《评论》只是梁先生个人的一部论文集，没有必要也无需按照教科书或者学术专著的标准来苛责。事实上，笔者认真研读《评论》时，深为梁先生平易近人的行文风格与始终秉持的人文关怀视角所感动。整部《评论》的书写始终贯穿了作者所提出的“善意乐评”“真话乐评”“多元乐评”“历史乐评”“美文乐评”“相对乐评”“个性乐评”的乐评理想，最终导向具有上述综合特色的“人文乐评”之境界。我想，这既是梁茂春先生对我国音乐评论事业的殷切期望，更是我辈“乐评人”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吧。（责任编辑 刘 夜） 296-301

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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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页。关于这一“乐评理想”的论述，详见《笔底留天香——<紫茵音乐文集>（三、四）序》，梁茂春：《梁茂春音乐评论选》，第

369-3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