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百年研究回顾 / 张建华 余 虹 一套学理通透，内容坚实，情感深沉，背景厚重的好书

张建华 余 虹

摘 要：中国古代音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近年来已成为音乐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受到普遍地关注和重视。文章回顾过去百年音乐制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将之分为四个阶段： 世纪上半叶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萌发期； 世纪 至 年代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自觉期； 世纪 年代至 世纪末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发展期； 世纪初期约 年间是音乐制度研究的繁荣期。文章还对音乐制度的研究予以展望，对其研究的范围、路径、方法、目标、意义等均作出简要构想。

关键词：音乐制度；音乐机构；音乐管理；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 M FQNL FQ M

从近百年（ 年代至 年代）学术发展史看，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 世纪上半叶，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萌发期；二是 世纪 至 年代，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自觉期；三是 世纪 年代至 世纪末，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发展期；四是 世纪初期约 年间，此期是音乐制度研究的繁荣期。⓪

一、20世纪上半叶：音乐制度研究的萌发期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 ），向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音乐史。是书第四篇“秦汉以后”之第二节名曰“乐府的设立”，这是近代学术史首次将音乐机构纳入到音乐史的论述范围。不过其名虽云“乐府的设立”，但却仅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之“武帝立乐府”一则材料寥寥带过，其实却重在论述汉代歌曲。①这种名实相左的事实，以及叶氏对西汉以外其他朝代音乐制度的阙如，正说明他对音乐制度的研究尚处于朦胧的无意识状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 ）第七章“乐队之组织”，对《周礼》和陈旸《乐书》所载周代乐悬、《乐书》所载堂上乐和堂下乐、杜佑《通典》所载唐代燕乐之配器均做简要介绍。②王著所涉各要点，尚停留于一般性的译述，且所述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建华，男，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站博士后、特聘副研究员，合作导师：余虹教授；余虹，女，华

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广州 ）。

① 1922 58-61

叶伯和：《中国音乐史》（上卷）第四篇，成都：昌福公司 年版，第 页。按：叶氏《中国音乐史》（下卷），原载于

《新四川日刊·副刊》1929 587-593期；转载于《音乐探索》1988 1期；2019 7

年第 年第 年 月，成都巴蜀书社首次将叶氏《中国音乐史》上、下卷合刊出版。

② 1934 83-90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下册）第七章，上海：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皆不系统。此外，顾梅羮《中国音乐史》（ 一说 ）、童菲《中乐寻源》（ ）、郑觐文《中国音乐史》（ ）、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 ）、宋寿昌《中西音乐发达概况》（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 石印、 铅印）、岸边成雄《支那音乐小史》（见《东亚音乐史考》， ）、刘伯远《中国的古乐》（ ）等著述，均不同程度地述及雅乐或雅乐体制，在一定意义上与音乐制度研究具有关联性。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专题研究论文，如《四部乐考》（ ）、《唐代的梨园》（ ）、《唐代教坊的成立及变迁》（ ）、《十部伎的成立及变迁》（ ）、《宋代教坊之变迁及其组织》（ ）、《唐代教坊之组织》（ ）等，这些论文并未被及时译介国内，故在 世纪上半叶未能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其主要观点大多被吸收进岸边氏此后的专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下文将详述该著）。从岸边氏所发表论文看，他对中国音乐制度的思考和研究，从 世纪 年代已经开始，其先知先觉的学术敏感和日积跬步的探索精神，注定他要在中国音乐制度研究领域走在中西学者之前。但岸边氏此期研究的影响，仅限于日本一隅，尚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响应。

王国维《释乐次》（ ）考证了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迎送、宴饮、祭祀等用乐制度。③这是近代以来，首次对周代用乐制度的系统论述，不过王氏所论的目的，乃在解读周代诗乐，而不在廓清周代音乐制度。王书奴《中国娼妓史》（ ）梳理了中国古代娼妓的生存史，所论娼妓也包括古代歌妓，对认识古代官妓、家妓及其寄生组织有重要意义。王史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研究娼妓和歌妓的专史，对后世研究歌妓制度、歌妓与诗词曲之关系等均具开拓意义。④王芷章《清代伶官传》（ ）和《清升平署志略》（ ）分别对清代宫廷伶人和音乐管理机构予以论述，其中对清后期升平署之沿革、成立、分制、职官、署址所述尤详。⑤二著对研究清代宫廷音乐制度颇有导夫先路之功，唯所述乐人仅限于有清一代宫廷伶人，是为研究戏曲之目的而作，又且升平署也并非一专门音乐机构，故还不能看作音乐制度研究之专著。冯沅君《古优解》（ ）则专就先秦从事歌舞调笑的优伶进行论述，涉及古优的起源、性质、特征、影响。该文是第一篇系统考察先秦优伶的长文，对认识先秦乐人及其活动形态具有重要意义。⑥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第一编第二章“乐府之产生及其沿革”，对两汉乐府机构略有考证，并指出“则高祖之时，固已有乐府之设。至惠帝二年，乃以名官”，“然乐府之立为专署，则实始于武帝”。⑦近代以来，萧氏是第一位高标乐府始立于汉武说者。萧史虽专立一章论及乐府机构，但也不过区区两千字，其重点更不在于梳理两汉音乐机构发展之具体情形，而在于论述乐府机构与乐府歌诗之关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五章专列“音乐”，但其所论多属音乐形③ 2014 31-43

王国维：《释乐次》，《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卷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按：王氏撰《乐诗考

1916 3

略》，原载于《学术丛编》月刊 年第 册〔辑〕，后将之析为《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

7 1923

（上）》《说商颂（下）》《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共 篇，收入 年王氏手定密韵楼刊本《观堂集林》卷二。

④ 1934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 年版。

⑤ 1936 10

王芷章《清代伶官传》由上海中华印书局于 年 月初版，王氏《清升平署志略》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于

1937 4

年 月初版，二著均有多种翻印本行世。

⑥ 1980 3-73

冯沅君：《古优解》，《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按：冯氏另有《汉赋与古

优》（1943）、《古优解补正》（1944）二文。

⑦ 1984 5 1933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一编第二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按：萧氏之史，实为其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论文，1943

年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首印，因其撰成之初传之不广，故本文定其初版年为产生影响之时间。

态之渊源与发展，并未直接触及音乐制度本体。

此期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国内音乐界学者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虽然偶有涉及，但只不过是一笔带过，所论既不系统，也不深刻；二是国内文史界学者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较音乐界略显成熟，出现了论述音乐制度的独立章节和单篇论文，但所论仍然较为简略和单薄，其论述重点也不在音乐制度本体；三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未被及时译介国内，中外学术信息交流不畅，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研究的催化和激发；四是论述对象分布不均，所论主要集中在周代、汉代、唐代，清代则略有涉及，其余朝代几乎完全缺失。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音乐制度研究的自觉期

王运熙《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 ）一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进行梳理和考证。文章指出，这一时期乐府官署的发展，从汉代的两分法到魏晋的三分法，再退缩到宋齐的一分法和梁陈的二分法。王氏另文《汉武始立乐府说》（ ），则指出《史记·乐书》所称“乐府”、《汉书·礼乐志》所称“乐府令”均为泛称，实际乃指“太乐”或“太乐令”。⑧王氏二文，粗线条地勾勒出汉至唐前音乐机构的沿革，也为武帝以前“乐府”之称，寻求到一种可立之说。二文均是以音乐机构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昭示着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音乐制度纳入到学术研究之范围。但王文所论的落脚点，仍然是以研究中古诗歌为目的，故还不能视为对音乐制度研究的真正自觉。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 ）一文，专列一节论述明末和清代乐户制度。寺田氏指出，在明代末期，一部分乐户在生活内容方面，大体与一般下层农民相差无几；雍正除豁乐户，仅停留于户籍制上，并不意味着乐户已从贱业中解放出来；直到乾隆四十八年（ ），乐户出身的人如要报捐应试，仍需苛刻条件，即从正式除豁算起，下逮四代，本人及亲族悉不从事贱业者方可报捐应试。⑨这些论述直指音乐制度本体，只是它的体量还比较短小，又且并非关于音乐制度的专题论文，仅在其中夹议一节，故在音乐界未足产生重要影响。

任半塘《唐戏弄》（ ）第七章“演员”，对唐五代优伶有详细考述，藉此可窥唐五代优伶之生存状态。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 、 ）实为其唐代音乐史研究构架之“乐制篇”，含“序说”和“各说”两部分：“序说”首章对唐前音乐制度略作梳理，其余四章则分论唐初太常寺乐工制度、唐中期教坊和梨园的设置、唐末妓馆的活动、唐代音乐制度对宋代音乐制度之影响等；“各说”则详细考证太常寺乐工、教坊、梨园、妓馆、十部伎、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岸边氏此著虽不乏商榷之处，但作者运用考据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广阔视野，总体上呈现了唐代官府音乐机构和民间音乐组织的基本风貌，堪为唐代音乐制度研究之典范。⑩岸边氏的著作，相较于同期其他日本汉学家和中国学者来讲，可谓已迈出别样的一步，在中国音乐制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真正走上自觉的道路。任半塘⑧ 王运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和《汉武始立乐府说》均见于《乐府诗述论》中编，《王运熙文集》第一卷，

2014 167-172、173-175 20 40 5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按：王氏二文，初撰于 世纪 年代末期至 年代初，首

1958

次公开发表载于《乐府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年版。

⑨[日]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原载于《东洋史研究》第十八卷第三号，1959 12

年 月。亦见于刘文俊主编：

1992 488-492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杜石然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

⑩[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册）中的上册于1960 2 1961 3

年 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初版，下册于 年 月由东

1973 10由台北中华书局出版，2017 3

京大学出版会初版；梁在平、黄志炯所译中译本，于 年 年 月中译本被收入《中华艺术丛书》，由台北中华书局再版。

《教坊记笺订》（1962），是任氏构建其“唐代音乐

文艺研究”宏大格局之一种，也是唐代教坊制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著对唐代教坊制度和相关乐官、乐人逐项考订，初步梳理出唐代教坊制度的基本概貌；对唐代教坊所保留的 46 支大曲和 278支普通曲目逐一考订，基本还原了唐代教坊演唱的盛况。 任著和岸边氏的著作，一部属专题音乐制度研究，一部属断代音乐制度史，二著几乎同时公开发表，皆对唐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可并称20世纪唐代音乐制度研究之双璧。

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远古至宋）》（1964）

经过多年的讨论和修改也出版面世。在史稿中，作者把音乐机构和音乐制度作为重要章节论述，例如，其第三章列“音乐机构和音乐教育”一节、第五章列“国家设立的音乐机构——乐府”一节、第九章列“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一节、第十八章列“燕乐”一节，这些内容已把先秦至宋的主要音乐机构融入到音乐史的论述之中。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史著，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杨氏在修订本《中国音乐史稿（远古至

清）》（1981）中，坚持了这一学术主张，这标志着

在传统的“律、调、谱、器、人、事、歌”的维度之外，中国音乐史开始把“制”也纳入到常态化的论述范围。杨著在中国音乐史的撰写上具有典范意义，对此后的音乐史著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上册）》（1974），在第

三篇专设“近古期各种音乐制度”，对汉唐太常寺、唐宋教坊、唐代梨园、唐代十部伎、二部伎和太常四部乐分别予以论述。张稿虽云“近古期各种音乐制度”，但其所论却主要集中在唐代，并未涉及元明清三代。 实际上，张稿第三篇仍然是一部唐代断代音乐制度简史，或者说，其论述尚囿于乃师岸边氏《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之范围，并没有明显突破。李健《历代乐官制度试析》

（1975 ），是迄今所见第一部研究乐官制度的小书。该著除去“序说”和“结语”外，共分八章，其第六章“雅、俗乐之分途及音乐与文学之结合”和第九章“明清时际之古乐整理”，皆与乐官制度关系不甚密切。 此著篇幅尚短（约4万字），体例亦不周备，所论未免流于泛泛，时或偏离主旨，故不足以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陈万鼐《清史乐志

之研究》（1978），所论重在清史乐志之音律器数，

唯在第九章列“圆丘大祀的乐仪”和“圆丘大祀的乐队组织”二节，略及清代圆丘大祀音乐制度。从以上著述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已经初具自觉意识，只是还未形成整体性的观念或贯通性的观点。

此期学者对中国古代音乐制度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对音乐制度的研究虽然初步自觉，但成果较少，还不足以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更未能把音乐制度提升到学术史上一个新研究领域

1962 7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初版，2012 4

任半塘笺订《教坊记笺订》，于 年 年 月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典籍丛刊》，由北

2013 10 2015 10

京中华书局再版。另有南京凤凰出版社 年 月《任中敏文集》单行本和 年 月《任中敏文集》十卷本。

80

世纪 年代以后的音乐史著，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音乐制度作为重要的论述对象。通代史如：沈知白《中国音乐史

纲要》（1982）对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宋代的瓦肆等均有论述；祁文源《中国音乐史》（1989）对远古的教育机构和音

乐教育、周代的礼乐和礼乐教育、汉代的音乐机构、唐代音乐机构和乐工等均有论述；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1989）对西周的乐官制度、汉代的乐府、唐代的音乐机构、宋代的瓦肆勾栏等均有论述；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2008）对周代礼乐制度、汉代乐府、隋唐音乐机构等均有论述。断代史如：李纯一《先秦音乐史》（1994）对周代的制礼作乐、春秋的乐官和乐工均有论述；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1998）对西夏乐舞机构、辽代音乐机构均有论述；关也维《唐代音乐史》（2006）对唐代音乐机构和乐舞教育有详论。另外还有许多通代史和《中国艺术史（音乐卷）》（2006）所

收断代史涉及音乐制度，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举证。

1974 109-149

张世彬：《中国音乐史论述稿》（上册），香港：友联出版社 年版，第 页。按：张稿上册，由香港友联出版社于

1974 11 1975 11

年 月出版；张稿下册，由香港友联出版社于 年 月出版。

1975 29-34、53-58

李健：《历代乐官制度试析》第六、九章，台北：五洲出版社 年版，第 页。

1978 282-283

陈万鼐：《清史乐志之研究》第九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年版，第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