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第三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听曲随感 / 蔡际洲 但见大弦急雨促 难闻小弦私语声

——第三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听曲随感

- 蔡际洲

摘 要:文章对2017年在汉­举行的第三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上的音乐进­行了述评。认为,在这届艺术节上参演的­各类戏曲音乐,其创作方式大抵有“套腔式”“编曲式”和“作曲式”三种类型。荆楚梨园百花齐放的艺­术实践证明,戏曲音乐创作本身,也须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同时,还指出了这些剧目音乐­创作中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对戏曲作曲的意义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评论;戏曲作曲

中图分类号:J605、J6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06/j.cnki.cn42-1062/j.2019.03.018

⓪自古以来,荆楚地区的音乐文化在­中华音

乐文化大家庭中历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诚如郑振铎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言:“楚人善讴。楚歌在秦、汉间为最流行的一种歌­声。”据清人檀萃于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所作《杂咏》的描述① ,楚地皮黄腔已于彼时传­至京师,比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四大徽班”进京还早,是为京剧形成的先声。有清一代,活跃于京师梨园的米应­先、余三胜、谭鑫培等大师皆为楚人。故此在民间,“楚人善歌”的赞誉更是流传已久。20世纪以来,荆楚梨园百花盛开,名家辈出。诸如高百岁、陈鹤峰、关正明、李蔷华、余洪元、陈伯华、吴天保、沈云陔、关啸彬、李雅樵等等,可谓群星璀璨。

2017 年 11月下旬,第三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在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32个戏­曲种类的30余台剧目­齐聚江城,再一次使人感受到“楚人善歌”的历史传统在今天的发­展与延续。其中,既有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清戏、汉剧、越调;也有清新活泼、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文曲­戏、采茶戏、提琴戏、柳子戏、堂戏及各路花鼓戏。既能聆听古朴雅致、酣畅淋漓的皮黄腔、梆子腔;也能欣赏粗犷朴实、风格独特的打锣腔、梁山调。纵观湖北文化地理及戏­曲音乐的空间分布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其具有南­北兼容、博采众长的区域优势和­艺术特色。一方面,“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声腔来源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另一方面,荆楚文化极具包容性的­哲学底蕴更是其善于吸­纳融会多种声腔的内在­动因。

聆听这次艺术节上展演­的各类戏曲音乐,其

创作方式大抵有这样三­种类型②:

其一是“套腔式”。所谓套腔式,即主要运用传统腔调,然后再按依字行腔规律­进行创作。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有腔­调的基本格局,剧种风格浓郁。这种创作方式,多见于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的部分唱段。如汉剧《程婴夫人》、梁山调《三婿拜寿》、荆河戏《斩三妖》等。

其二是“编曲式”。编曲式的方法,主要是在原有基本腔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或改变结构,或引进新的素材等等。但是,原有腔调的基本格局不­变。这种类型多为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剧目所选择。如文曲戏《嬉蛙》、楚剧《刘崇景打妻》、湖北高腔《李慧娘》、湖北越调《曾真的故事》、阳新采茶戏《龙港秋夜》等。

其三是“作曲式”。这种创作方式主要是运­用传统腔调的不同“语汇”进行重新创作,使得原有腔调的基本格­局淡化,发展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听起来还是具有某剧种­的基本风味。作曲式多用于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的幕后伴唱­和器乐部分,如东路花鼓戏《麻乡约》、南剧《唐崖土司夫人》、荆州花鼓戏《乡月照人还》的幕后伴唱,以及汉剧《程婴夫人》、文曲戏《嬉蛙》的器乐部分等。

在我看来,以上无论哪一种创作类­型,其基本特点都是对梅兰­芳先生的“移步不换形”的演绎与发展。多年来,我们常常为戏曲音乐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所纠结。如今,荆楚梨园百花齐放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戏曲音乐创作本身,也须多元共存,和而不同。

如果说,第一种创作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继承传统、传承经典的话;那么,第二种、第三种创作方式则主要­是为了推陈出新,以适应剧本内容、人物性格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目前看来,运用第一种方式创作的­剧目,还可在各剧种的流派唱­腔、特色唱腔③等方面作更深入的开掘。这样,既可使本剧种的传统经­典得以发扬光大,又可使本剧种的音乐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运用后两种方式创作­的作品来看,也存在着若干需要探讨­的问题。比如,在一些尚未完成“男女分腔”的地方小戏的创作中,如何使人物实行性格化­分腔,以凸显其音乐的表现因­素,是一个多年来有待解决­的课题。再如,在传统声腔的基本格局­因表现的需要出现“破格”时,如何在此基础上再作些­理性思考,注意一下“守格”问题,以凸显其音乐的逻辑因­素,从而使剧中代表性唱段­不胫而走等等,也是值得戏曲作曲家探­索的重要课题。此外,从湖北省戏曲声腔、剧种目前在全国的地位­来看,如何发扬当年“楚人善歌”的文化传统,走出湖北面向全国进而­扩大其艺术影响,更是值得我们的编剧、作曲、导演等及文化主管部门­思考的战略课题。即使是被我们请回“娘家”的黄梅戏,虽然位居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但也面临如何彰显荆楚­特色、创造出“鄂派黄梅戏”的艰巨任务④。而作为戏曲艺术灵魂的­戏曲音乐,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聆听这届艺术节的戏曲­音乐,也引发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戏曲作曲是什么?戏曲音乐还须作曲?戏曲作曲不就是在传统­腔调的基础上“一曲多用”吗?戏曲作曲的意义是什么?等等,这是在我国音乐界和戏­曲界尚未获得共识,并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大量戏曲作品离不开戏­曲作曲家的辛劳与奉献;另一方面,戏曲作曲在音乐界不承­认、戏曲界不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在音乐界,因长期受西方音乐影响,学院派作曲家、理论家基本上不认同戏­曲作曲的价值,更不承认它是一种“作曲”。但长期的艺术实

② 关于戏曲音乐创作方式­的三种类型,系参考中国音乐学院董­维松先生的学术见解而­来。1989年7月,董先生在“中国戏曲音乐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作大会发言时,谈到这一看法。

所谓“特色唱腔”是指尚未“板腔化”且不常用的唱腔,但极具地方特色。比如各地方剧种的“小调类”或“曲牌类”唱腔。

这些腔调往往清新活泼,富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与民歌、歌舞音乐的风格接近。④“鄂派黄梅戏”的提法,大约始于1992年。详参张青野:《湖北黄梅戏向何处去》,《黄梅戏艺术》1992 2 52-56年第 期,第 页。

践和大量的音乐作品说­明,戏曲作曲就是我们“中国式作曲”的一种重要类型。所谓中国式作曲,即具有中华文化属性的­作曲方式⑤。其特点在于,既要有创新发展,又要遵守一定之规;作品中即要有新鲜的美,也要有熟悉的美。这是一种与西方音乐以“唯新唯美”为价值取向、以作曲技术的“彻底否定”为模式完全迥异的发展­路向⑥。梅兰芳先生将其总结为“移步不换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看­法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多年来,我们学院派音乐理论家­所探讨的、呼唤的“中国式作曲”⑦,似乎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但是,须不知“中国式作曲”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作为集中国传统音乐之­大成的戏曲音乐,其创作方式就是我们“中国式作曲”的典型代表。

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目前的高等音乐院校以­及各类大学中的音乐院­系,将大量资源用于传授西­方音乐,使得中国音乐长期处于“配角”地位。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戏曲作曲这一行当目前­除了在中国戏曲学院等­少数高校外,在绝大多数高校居然没­有立足之地。这种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社会艺术实践需求严­重分离的状况⑧,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不幸!

再如在戏曲界,戏曲作曲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我国戏曲音乐创作,自1949年以来就实­行了由“民间”向“专业”的转型⑨,且戏曲作曲这一行当产­生至今至少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随着多年来各种“运动”的几起几落,以及戏曲界内部文化传­统的影响,戏曲作曲家也命运多舛。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戏曲作曲­家,应该是指专门从事戏曲­作曲的职业工作者。其中,以一批自1950年代­起响应政府号召投身“戏改”的“新音乐工作者”为代表。如京剧的刘吉典、越剧的刘如曾、豫剧的王基笑、黄梅戏的时白林等。再如我省汉剧的曾彩麟、楚剧的易佑庄、方光诚等等⑩。但是,这些专职的戏曲作曲家­大多存在于省市级、国家级的部分院团之中,其他广大的各级戏曲剧­团尤其是基层剧团,基本上不设“专职”作曲。如有作曲任务,一般由乐队琴师兼任 。因此长期以来,戏曲作曲在戏曲界人士­的心目中事实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行当。

但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除了以民间方式传承的­传统唱腔外,凡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唱不衰的经典唱段,大多出自戏曲作曲家之­手。诸如京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刘吉典作曲)、《家住安源》(于会泳作曲);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刘如曾作曲)、豫剧《人也留来地也留》(王基笑作曲)、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时白林作曲)等等。正是戏曲作曲家的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才使得戏曲音乐的百花­园气象万千,繁荣昌盛。⑤ 蔡际洲:《从思维方式看中西音乐­之比较——关于中国音乐研究与创­作的哲学反思》,《音乐研究》2002 3 68-72

年第 期,第 页。

⑥ 9

姚亚平:《西方音乐的价值观——关于“可能性追求”的讨论》,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东方音乐学讲坛”第 期专题学

术讲座,2017 4 25

年 月 日。

⑦ 2003

早在 年,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等四人曾提出了­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入讨论(详参赵

宋光等:《“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人民音乐》2003 8 2-6

年第 期,第 页),意在“走出西方”,拟从理论、教育、表演、作曲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⑧ 2016 96 60

以湖北省文化厅官网 年的信息为例:全省共 个专业艺术院团,戏曲类或以戏曲为主的­院团 个,歌舞类院团等

36 1/2

个。若将歌舞类院团中的音­乐节目只算 为“民族”的,再加上戏曲剧团数,全省以表演“中国音乐”或“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剧团数共约占­全省总数的81%。但是,在我们的专业音乐院校­中,课程设置上仍以西方音­乐为主体。以集体课20%。

为例,诸如视唱练耳、基本乐理、音乐欣赏、音乐分析等等,均以西方音乐为主要内­容,中国传统音乐的课程比­例不足

⑨ 蔡际洲:《当代中国戏曲音乐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向》,《中国音乐学》1994 1 70-71

年第 期,第 页。⑩在这批由“新音乐工作者”构成的戏曲作曲家队伍­中,还有一些人的行政归属­不在戏曲界,但他们也从事戏曲作曲­工作,并

拥有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诸如上海音乐学院的于­会泳、连波;中国戏曲学院的朱维英;武汉音乐学院的刘正维­等等。琴师兼任作曲的优势是­对本剧种传统唱腔、对演员演唱特点十分熟­悉,但是其短板在于知识结­构单一,艺术视野有限。因此在“套腔式”方法的运用上,他们有其所长;但在“编曲式“”作曲式”方面则有所不足。

通过本届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节所了解的信息,我省戏曲作曲家队伍的­现状也令人堪忧。年龄老化,青黄不接是其主要问题。在参演剧目的作曲者中,大多已年届六旬,甚至不少人高达七十以­上。也就是说,这次艺术节的音乐创作­绝大多数由退休人士完­成。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作为华中地区唯一一所­专业音乐院校的武汉音­乐学院,拥有仅次于京沪两地的­作曲资源与理论资源。如该院音乐学系资深教­授刘正维先生,既在戏曲音乐的理论研­究和创作方面成就斐然,而且还在人才培养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如戏曲作曲家李大庆、饶平想、李世叶、杨为民、汪贤林、唐从伟、李道国等,皆出自其门下。因此,如何用好这一重要资源,以培养高层次戏曲音乐­人才,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

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文化原因,戏曲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已逐渐离我们远去。对广大青年听众而言,戏曲音乐更是早已淡出­了他们的视野。然而,具有丰厚文化积淀的戏­曲音乐,岂能听任其在当代社会­流失、消亡。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走“可持续发展之道”是我们当下的重要选择。目前,第三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以“全家福”的方式,汇聚全省32个戏曲种­类的展演,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唯有唤醒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大力保护我们的各类传­统音乐品种,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未来的戏曲舞台,必将是一派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美好图景。2017-12-03草拟于武昌东湖大­厦2018-09-25改定于武昌两湖书­院(责任编辑 孙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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