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座谈会摘要

简静雅（整理）

四十年前，“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经文化部批准、由武汉音乐学院(时称“湖北艺术学院”)倡议并主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举行的和声学学术研讨会，它回顾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和声理论成果，重启了音乐院校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大胆探索，对武汉音乐学院乃至兄弟音乐院校和声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⑪

为纪念这次会议，同时也为了探讨近年来和声学学科中遇到的新问题，2019年11月7-10日，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的支持下，武汉音乐学院主办了“纪念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暨2019年和声学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座谈会于11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武汉音乐学院张之洞路

赵德义(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四十年对于宇宙发展来讲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可是对于人生来讲，四十年是两代人。当时都只有三十几岁，现在都是满头白发，这就是岁

校区办公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有武汉音乐学院谢功成教授、郑英烈教授、赵德义教授、晏成佺教授、匡学飞教授、彭志敏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王安国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刘康华教授，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副会长、沈阳音乐学院范哲明教授，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副会长、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教授，中国音协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央音乐学院陈丹布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张巍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陈士森教授，《音乐周报》记者徐丽梅等专家代表百余人。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参会代表之一、星海音乐学院赵宋光教授虽未能亲自到会，也向会议提交了发言视频。座谈会由武汉音乐学院赵德义教授主持。

座谈会发言内容整理如下。①

月留下的痕迹。这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诗“人生易老天难老”。那么四十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背景下想到要筹备和召开这个会议呢？

当时我们学院叫湖北艺术学院，还不是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文化大革命”结束，教学秩序已经开始走向正规。1979年还被批准成为硕士点，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就是王安国他们那一届，招了4个人。我是1979年3月份才从贵州凯里地区的歌舞团调到学校来任教，接手廖宝生老师的复调写作，教77级和78级。尽管当时刚刚恢复教学秩序，但作曲教研室也非常注重理论研究。我多次听教研室主任曾理中老师讲一句话： “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是本质，科研是水平。一个学科的水平高低跟它的科研成就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埋头教学，要重视科研，而且科研回过头来也会促进教学。”

在当年4月份的一次教研室的会议上，谢功成老师他们就提出，鉴于1949年以来全国作曲理论界从来没有组织过大型交流会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考虑来组织一个学术会议？他说“：这个好处首先是有一个平台，让全国兄弟院校的成果可以展示，这是我们最好的学习机会。其次，如果我们要组织学术会议，就必须要有‘本钱’，要推动自己的学术发展和建设，推动每个老师。”大家都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接着就讨论开一个什么样的会议。那时在作曲教研室里面，教过和声的和当时教和声的有七八个人；另外，我们这几十年的教学积累里面有一些成果，像童忠良院长的和声功能网理论、谢功成老师跟马国华老师关于同宫场的理论等。所以想来想去，和声的力量最强。教研室虽然同意了，但是要搞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在一次工作会上，几个核心的老师说：“要想把这个会搞成，必须达到几个条件：第一，要得到兄弟院校的支持；第二，要得到文化部的同意；第三，我们自己要有‘本钱’。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最后就开不成。”

根据大家这样的商议，首先是向院里汇报。那时候是林路任院长，他非常支持。然后就给中央音乐学院江定仙院长打电话，江院长也非常支持，说他一定要来，而且要把教和声的主要老师吴式锴、赵宋光都带来。给上海音乐学院桑桐院长打电话的时候，他也非常支持。因为他也有一篇

论文酝酿好了——《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这个理论他已经酝酿很多年了，基本上把这个论文都写成了。他说还要带他们的和声主要教师严庆祥他们参会。我们一听到这两个老大哥也同意支持，那就很受鼓舞。文化部艺教司也非常支持，后来就是我们受文化部委托筹办召开第一次和声学会议。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自己的“本钱”，开了好几次讨论会。童院长说他可以把他关于功能网的理论思考写成三篇论文。关于同宫场的理论，谢老师和马老师说可以把原来写的教材变成论文。郑荣达教授说他可以从律学的角度对和弦的形成、和声的进行关系来写一篇。还有龙飞英老师，他说他从转调这个角度写一、两篇。当时也问过我是不是也写一篇，我原本是教复调的，但我在贵州待了十五年，黔东南的侗族大歌里面有很丰富的和声。于是我就说我写一篇关于侗族大歌多声部研究的文章。结果这样一算起来，有12篇左右。再开这个会，心里就有底了。

会议通知是到6月份才最后下定决心发的， 10月份就要开会，中间时间就很短。但因为建国三十年来没有开过这种会，大家都会有一些积累，所以就要求各个院校里有论文参会的才能作为正式代表，当然江先生这些老前辈可以不需要。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非常差，还需要刻钢板，就要求每位代表需要带30份论文进行交流，所以每个代表都是提着好几十斤的资料来参会，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

正式开会的时候是在当时的大礼堂的楼上会议室，那个会议室面积不是很大，是长方形的，可能不足60平方米。正式代表、列席代表、还有闻风跑到这儿来旁听的，把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提交会议的论文有34篇。因为1958年提到建立中国的民族和声体系，所以这里面多半是民族调式的和声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对古典乐派的和声分析，不是教学论文。但这个会开完之后，大家虽然觉得开得很成功，但怎样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些资料？怎样还能让下一代学生也看到这些资料？那就必须要出版集子。1979年那个时候想出版很困难，我们就想自己编辑，因为这些

论文都是现成的。但是找印刷厂很难，而且人家一看得用五线谱就搞不了。当时还是铅印，最后不知道是谁介绍荆州有一个印刷厂愿意承担这个事情。然后我跟匡学飞两个就绘谱例，所有谱例拿去发那些铅板。开始校对工作后，我们就在印刷厂里住了整整两个月，校对了六七遍。

到了1990年，我们学校学报《黄钟》也已经出刊了很多期，童忠良院长就说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介绍到国外，搞外文版。于是他又策划了一个《黄钟》外文版，当时国内刊物有外文版的不多，这会是很大的进展。他当时就指定说： “赵德义你要搞一篇。”我说写什么内容呢，他说写两次和声会的情况。因为1986年在武汉又开了第二届和声学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很成功，会议的情况我都很了解。于是我把资料浏览了好几遍，写了一篇《两次和声盛会追忆》，大概有五千字左右。这就使这些会议成果不仅能够在国内产生效益，而且让国外有更多的同行指导这个事情。

我们的谢老师今年98岁了，他是当年会议的发起人、是最早的倡议者。他今天还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就是觉得那次会议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来看当年第一次和声学会议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有三点可能比较突出。第一，是它的开创意义。建国三十年以来在作曲技术理论这方面没开过全国性会议，我们那次会议是受文化部委托，开的是就权威性的会，还是第一次，所以有开创意义。第二，是引领意义。怎么叫引领意义？第一次大家觉得开得好，那么就再开第二次。就是7年以后、1986年的第二次和声学会议。1987年，西安音乐学院的饶余燕教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个和声会搞得好！但复调会还没开过。我已经跟陈铭志先生、丁善德先生打了电话，他们支持，中央的萧淑娴教授也要来。”复调第一次学术会议开完之后，上海音乐学院过几年又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复调会之后，曲式学科又“坐不住”了，开了音乐分析学会议。所以，第一次和声学会议有一定的引领意义和启发。第三，是和谐、平等的会风。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高等音乐教育有三个平台：编制单

列的音乐院校、艺术院校和师范院校。不同院校的培养目标不太一样，艺术院校、音乐院校培养的是上舞台的，而师范院校培养的是上讲台的，各自在教育内容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这个会这三个平台的人都来参加，每人的论文报告时间都是15分钟。

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些东西是应该纪念、继承的，而且当今正好是处在新时代，我们各个院校都要在文化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建设一流学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纪念座谈，能够给大家在建立一流学科方面增加一些助力。

匡学飞(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日子过得真快，1979年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到今天，匆匆四十年过去了！当年会议的主持者、我们的老院长谢功成教授从当时的花甲之年到今天已经快一百岁了！赵德义和我，当时三十八九岁，现在也都快八十岁了。

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是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召开的历史性音乐学术会议。来自全国多所音乐、艺术、师范院校、系科，文化部教育司、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人民音乐》编辑部以及相关文艺单位的近六十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竞相发言，深入探讨，活跃而热烈。那是一次真正的、纯粹的学术会议，集中展现了那之前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在和声学领域的科研成果，是一次空前的学术盛会。会后，我们还编辑了一部有近四十篇论文、共计六十多万字的《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作为内部资料分送。当年，第一副院长谢功成教授是和声会议的主持，也是这部和声论文汇编的主编。曾亲自带领李祖德、赵德义和我去荆州江陵联系安排印刷。那时的排版印刷，还需要手工捡字，马国华老师、我、周振锡、赵德义、李祖德、彭志敏等多位老师都先后几次去荆州江陵印刷厂处理排版、校对、装帧及运回武汉等具体事宜。《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是那个年代里相当一个时期的和声学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结晶，不论从论文数量和学术含量上讲都是空前的，十

分珍贵。今天回头来看，四十年前只能作为内部资料编印分送的《和声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汇编》，可以说是我们学校最早的学报——和声专号。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充实的学术价值，供人学习和研究，而且还有人来索取。

1986年，在我们学院又召开过一次和声会议。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学报，论文没有集中出版，分别由几家杂志挑走了，也分散了。

四十年来，我国的音乐事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和声概念已经前所未有地拓展开了，尤其是对于现代和声的探索研究。相信我们今后的和声手法将会更加多样，和声色彩将会更加丰富绚丽。

我们学院的学报《黄钟》自1987年创刊到现在已经三十二年了，一直得到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肯定和信赖。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之一，建议设专栏将这次会议的优秀论文集中登载推出。预祝2019年和声学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王安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尊敬的谢功成老师、各位代表、同行和学弟、学妹们：今天，我怀着一颗虔诚和感恩的心，回到我学术生涯起步的艺术殿堂来“朝圣”。

四十年前，我37 岁，有幸考入湖北艺术学院，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硕士研究生。入学报到才一个月，欣逢“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我不是会议的正式代表(尚不够格)，也不是观摩、旁听者，而是会议的“服务生”，一个标准的、对和声领域充满求知渴望的学生。会前导师给我们四位研究生(魏景舒、高鸿祥、彭先诚和我)交代的任务，首要是抓紧这难得的机会，专心听会，好好学习，同时为会议和来自兄弟院校的参会代表做些联络、服务工作。因为四位研究生同学中就我是和声复调专业方向，所以我是这次历史性会议获益最多、受教最为直接的学生。既然是“朝圣”，就是来朝觐“圣地”和“圣人”。“圣地”何在？我心中的圣地就在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片浸润在荆楚文化中的热土：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一座以思想、道德、信念和艺术精髓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音乐人才的学府。四十年前，她前瞻的眼光、务实的品性、融洽的氛围、严谨细密的学风，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就是我心目中至高的学术圣殿。

圣殿中的“圣人”，是四十年前一批历经艰辛与磨难，仍潜心艺术创造和学术研究的纯粹学者，是值得后辈永远崇敬的学术导师和思想文化引领者。他们尽管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圣人，却具有圣人般的精神境界，身上闪现着人格的光辉和智慧的光芒，对后进学子有着深深的感召力。

在纪念这次会议四十周年的今天，请允许我提到代表中的一些前辈及提交论文的一些学者：江定仙先生、桑桐先生、黎英海先生、严庆祥先生、姚以让先生、林路老院长、孟文涛先生、曾理中先生、廖宝生先生、龙飞英先生、童忠良先生、马国华先生、罗惠南先生、傅蒙先生、江静女士、杨余燕女士、周振锡先生等......他们均已先后辞世，但他们的名字与这次历史性会议联系在一起，读到他们的论文，就会想到他们的学术成就。

除上述学者外，今天最值得庆幸的是，四十年前会议的主要发起人、策划者和主持者、德高望重的谢功成教授，以九十八岁高龄，不计听力严重减退，行动十分不便的困扰，不顾长途劳顿，从上海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同大家坐在一起，重温那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回顾那段逝去的时光。另一位健在的著名学者赵宋光教授，今年八十八岁，因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不仅送来了对会议祝贺的视频讲话，还和参会代表一样，提交了供会议宣讲的新论文。老一辈学者执着的人生理念和献身学术的行为垂范，实在令人感佩！一些健在的论文作者，如吴式锴先生、郑英烈先生、刘学严先生、杜鹤鸣先生、邹承瑞先生、蔡松琦先生、赵德义学长、晏成佺学长、郑荣达学长、梁甫基学长、汪成用学友等，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会议做出了积极贡献。

尽管那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50余人，却是20世纪我国第二代—第四代音乐家群体在和声教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会议成果集中反映了20世纪30-70年代、跨度约半个世纪我国和声学

领域的研究状况和水平，因而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会议发表的32篇论文和两篇讲话，选题相当宽泛，论题切入点多种多样，而和声学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是对调性功能和声体系基础理论和应用实践在深度、宽度、风格、特点、拓展形态等方面的有益探索。如果将这次会议的论文内容，与七年后(1986年)同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和声学术报告会”论文加以比较，就会清晰看到我国和声学研究在观念、方法、视野、对象上，由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明显变化。这就表明，“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坐标”，是坐落在我国和声学研究转型、深化、多元、开放的“临界点”和“分水岭”上。因而这次会议是一个学术时代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

四十年来，我国和声学术研究有了长足发展，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与四十年前相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此次纪念活动期间的学术研讨会，将是一次高水平的检阅和交流展示。我看到不少资深专家、教授仍潜心学术，不断开拓创新，为会议奉献出新的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将登上研讨会讲坛，以他们的活力和睿见，为和声教学和研究带来生机。

说到这里，我想表达近年来困扰于心的一点担忧。纵观和声学科发展现状，如果与同为音乐学研究领域的音乐分析学和民族音乐学科相较，我感觉和声学这门古老学科似乎相对薄弱，发展有些滞后，动力与活力显得有些不足。当然，形成这种感觉的原因有多方面，也许更多是当代音乐艺术发展走向、音乐本体形态和社会审美需求变化造成的。但如果排除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而对我们自身队伍的研究状态和学风进行审视，是否可从研究者的学术动力和思想境界等深层问题做出检讨。在这些方面，前辈学者专注于学术的人品和风范，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给我们带来启迪，引发我们思考。我想，这一点也应是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纪念“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四十周年应有之义。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教授)：

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四十周年。第一届的盛会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帮集团”，并进一步肃清其流毒的大好形势之下召开的。这样的和声报告会，对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开展，对于提高音乐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促进音乐教育的学科研究，对于繁荣社会主义音乐创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培养四个现代化的音乐人才发挥了显著的效力。

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主旨就是立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音乐文化，在学术论文中包括了研究中华各民族民间合唱中的和声因素，特别是侗族大歌的调式与多声部技法的研究。论文的作者们对中华民族普遍习用的五声性调式的旋律技法与多声部技法给予特别关注。其研究成果为新一代学者们的认识提供了诸多启发。同时，多声部技法的研究还紧密结合了功能原理上的探讨，探讨诸多的“功能组”“功能群”，扩展了功能原理思维的深度与规模。论文的内容还借鉴欧洲作曲家的和声技法，特别是诸多民族乐派的特色作品。与此并列，对于当代我国作曲家的多声作品也纳入了研究视野。

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主体意识与开阔视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榜样提醒了我们要担负起学术责任，要举起音乐理论学术报告会的旗帜，年复一年地举办盛会，不辍不倦。

感谢与会的各位学者对学术报告会的支持！

彭志敏(武汉音乐学院教授)：

为了节省时间、保证效率，我把我的发言写成稿子。主要包括三点意思：

第一，是我对和声学的一点歉意。为什么这样说？在四十年之前，当全国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在我们学院召开的时候，我虽然全程聆听了那次会议。但我并不是和声学科中的一员(按照我们学院作曲系对教师的专业分工，我的教学科目是曲式学)；四十年之中，我在教学、科研、写作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分别涉及过音乐专业中

的不少问题。但翻看自己发表的文章，却发现竟然没有哪一篇是真正研究和声问题的；四十年之后，我们纪念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四十周年，这时的我，却又已经离开了教学工作第一线。这样看来，对于和声而言，我竟始终都只是一个“门外汉”，因此也就一直抱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有一件事情讲出来大家可能不信，著名的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我都是用手抄的！)

第二，是我对和声学的一点敬意。我觉得，在中外音乐院校现行专业课程体系中，和声学的地位和作用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最低限度地说，和声学课程有三点是其它课程所不可比拟的：第一点，在中外音乐学院的现行课程体系中，和声学是音乐专业的“所有学生”都必须修习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乐理课程或许也是这样，但在执行过程中，入学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修乐理，和声课程却往往不行或不被允许)；第二点，在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四大件课程”中，只有和声学，是在物理学声学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和声学的性质和作用，就像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那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基础性意义。也可以说，和声学不仅是“四大件课程之一”，更可看作是“四大件课程之首”；第三点，几百年来，在有调性多声音乐的创作历程中，和声作为一种极重要的表现手法，能够使音乐作品获得“巨大的张力”，使音乐进行产生“巨大的动力”，使经典作品形成“巨大的魅力”。就此是否可以“弱弱地”说明一下，非作曲专业的学生为什么也要修习和声课程？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是我对和声学一些的希望。以下的内容，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有不当不妥不准确之处，敬请大家包容。对于和声学的现状而言，可以夸张一些地说：其境况是大不如从前了！

第一方面，是当前的和声学领域里，还有“依然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继续存在”——所谓三个“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上海音乐学院已故作曲家杨立青教授在他翻译《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德]瓦尔特·基泽勒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译者后记”中特别指出来的。他说：“迄今为止，和声学‘尽管有着音乐界广泛的关注与呵护，有着理论和技法上深入而丰厚的探索与积累’，但是，和声学在观念上的迷茫、以及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年轻作曲学生下笔时在和声问题上感到不知所措的情况“依然存在’；还有不少人对不断发展的新兴作曲技法与新的和声音响感到一头雾水的情况‘依然存在’。”杨立青教授之所以说这三种现象是“依然存在”，就是说这些现象实际上“早已存在”，不过在今天还“继续存在”而已。

第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令人担忧的情况： “譬如说”，原本十分重要的和声学课程，如今似乎已“悄悄地淡出”了“四大件课程之首”的重要地位；就非作曲专业的教学情况来看，其状况似乎更加“令人痛心”(举例来说，曾有一所兄弟音乐院校的主要领导人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他亲眼见到在他们的学校，随着和声学课程的考试结束，和声学教程被扔满垃圾桶的情况。表面看来，这似乎与学风有关，但深层次地看，就涉及到对这门课程之“存在价值”的评估问题了)。“又譬如说”，和声曾经作为音乐创作高度依赖的重要表现力手段和结构力手段，似乎也“悄悄地淡出”了专业作曲家的“作曲构思清单”(举例来说，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音乐创作中和声的有无及其效果的好坏，是评价作曲家及其作品专业化水平高低的分水岭。而今的情况怎么样呢？仅就我个人了解的情况而言，我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也很少在我们学院的作曲学生作品中，听到能与“作曲专业”的要求和水准相一致的和声进行；哪怕是当红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中，和声可能也不是其中最出彩的部分)；“再譬如说”，和声学的著作以及和声学研究的专业文章，似乎也“悄悄地淡出”了专业读者的阅读视野(举例来说，除了从事和声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之外，主动研读和声学著作及理论文章的人已经不多了：很惭愧，我自己也算其中一个，至少是不比从前了)。

第三方面，就和声学学科及其课程在地位和作用上的弱化等情况而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却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

曾有这样的看法，把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归咎于20世纪新音乐的出现及其对调性的突破，也曾有著名的和声学专家“悲壮地”宣称，作为共性风格音乐构成与创作支柱之一的调性和声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和声学似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是否果真如此？我个人并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赞同。因此仍然可以“弱弱地”试问一下：是不是因为有了电视，电影就一定要消亡呢？是不是因为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牛顿的经典力学就一定被扬弃吗？是不是因为有了白话文的现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就要退出历史舞台呢？是不是因为有了无调性音乐，调性就要退出创作前沿呢？事实说明并非如此！因为音乐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语言、手法或风格的出现，都只是对既有音乐语言、手法与风格的发展、进步与丰富，而不是对它们的简单淘汰、否定或扬弃，这就像多声音乐出现后，单声音乐会继续存在；主调音乐出现后，复调音乐会继续存在的情况一样。所以我不相信无调性音乐出现后，调性和声就会不复存在。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就真诚地希望：我们今天纪念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召开四十周年，不仅要肯定四十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对中国和声学科建设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不仅要展示交流和声学同行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还要在此基础上，更加积极勇敢地面对和声学学科在生存、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所处的环境与现状，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所担负的育人功能、专业职责与历史使命，更加积极主动地更新学科观念、优化课程内容、创新和声手法、强化协同合作，使我们的和声学能够重振历史雄风，重返创作前沿，重铸更大辉煌！

刘康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40年前，我是第一届和声学学术报告会的关注者，或者说是一个学习者、受益者，我来讲讲自己的体会也非常有必要。1977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留校工作。1979年，我作为和声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非常想参与会议。但当时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各个高校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学校只能够给正式的、有成果的老师提供经费，我很遗憾当时没能参加会议。但参会的老师回来以后，我就立刻向他们借了很多会议资料。

从历史价值来看，这次会议的影响不光是在我们和声学界、也不仅仅是在作曲技术理论，恐怕对整个高校的音乐教育来说，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们国家把当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份召开的，1979年武汉音乐学院——当时的湖北艺术学院，就举办了这样一次学术会议。如果说当时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作重心是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上来，那么对于我们高校的音乐教育来讲，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国家培养音乐人才上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教书育人，要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这次会议是我们国家走向新时代、在高校音乐教育界的一次集结号，或者说是冲锋号。它的影响远不止在我们的和声学科，而是对整个作曲技术理论、整个音乐学院教学、甚至整个国家的高等音乐学校的人才培养，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它的历史价值可能也是我们当初有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另一个意义是，这次会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学术精品。因为当时武汉音乐学院的学术一流，大家印象都很深：谢功成、马国华老师的《论同宫场》、童忠良先生的《同中音调与功能族》《重同名调与功能群》《重中音循环与功能网辩证》等等，这些新的思路跟研究方法对大家都有很深的启发。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桑桐先生的《五声纵合性和声结构的探讨》、中央音乐学院吴式锴教授的《和声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这也是他后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专著。黎英海先生的《民族五声性调式的同音列、同主音调式》，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研究了很长时间的汉族调式和声的进一步深化。像赵宋光先生的《关于和声的民族特点问题》，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在那次和声会议上发表以后，就

把它贯彻到了教学中，对他第一届学生的音乐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那次会议留下了很多的学术精品，一直影响很大。

我还觉得，学术交流和学术研讨是推进学科

建设的一个重要形式。1979年的和声学会议之

后，这种形式延续了下来：1986年，还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和声学学术报告会。

之后过了十几年，2005年由中央音乐学院组织了第三届“全国和声理论与教学研讨会”。那是叶小纲老师组织北京现代音乐节所搞的第一届学术活动，我当时参加了一些工作。又过了五年以

后，2010年在中国音乐学院又召开了一次“全国和声和复调教学研讨会”，杨通八老师是当时的主要组织者。我记得后来还有一次比较大的学术活动，是2011年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组织的、比较专题化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和声论坛”，陈牧声老师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这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是受武汉音乐学院第一次和声学术会议影响而举办的，对于学科建设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我们今天开这次会，除了继承以外，还要反思。现在快进入到21世纪20年代了，我们和声学科对于整个作曲技术理论所起的作用到底还有多大？我想起了当时江定仙先生在第一次和声报告会上的发言，他提出：“我们整个的和声学应该包括三方面内容，传统的、与中国音乐相结合的经验以及近现代新的技术理论。”与中国音乐相结合的经验就是中国作曲家继续借鉴，或者运用西方的和声理论、技法跟我们中国音乐结合起来的这种经验。按照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拿共同的规律来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如果这个特殊问题解决好了，中国作曲家和中国理论家同样能够为世界音乐理论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种经验已经有将近一百年了，我觉得现在差距还是很大，因为我们还没能很好地总结中国现代作曲家在引入西方和声理论和技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也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其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这对我们的和声教学和音乐创作所起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就会减弱。

武汉音乐学院现在及时地举行这个会议，因为他们确实已经认识到不仅是要纪念和回顾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能从中间进行反思，从而引起我们对当前和声教学与和声理论研究的一些思考。在此，我代表自己、也可以代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衷心祝贺这次和声学会议能够圆满成功。

杨通八(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对于四十年前的那次和声学会议，可能我们当时还没有想到它会产生这么深远的作用。那几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恢复高考，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尊重，重新获得了在自己专业领域的话语权。为什么武汉音乐学院的这些老师他们会想到做这件事？其实是知识分子在思想获得解放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喊和要求。所以，我用四句话来概括当时的那次和声学会议。

第一句话，它是致力于音乐建设的学术精英重新获得尊重、获得话语权的一次历史性会议。第二句话，它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背景下在音乐界发出的先声，是音乐界思想解放的开始。第三句话，它是西方和声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本土化的成果，是全面总结和成果的展示。第四句话，它是学术传统一次有力的张扬。

学术传统是什么？首先是学理探源，每一件事情你要追根究底，要明白它的道理，要去追寻它。第二，追寻过程中，是要向前人学习，学习后的成果应该是比别人多出一两句话，多发现一点东西，这个才叫学术。还有学术民主，即善意的争论和辩论。只有在辩论中、在争论中才能发现和发展真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纪念那次和声学报告会，不仅仅是拘泥当时这些文章本身的结论，而是应该想到它的精神。一个是思想解放的精神，还有一个是专注的学习精神。我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今天还有跟那次会议相似的一种思想解放，还有跟那次会议一样专注的学习精神。所以我非常赞同杨家林老师所写的《学术传

统回归的期盼》，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发扬我们知识分子特有的这种学术精神，使我们的学科得到多样化发展。

陈士森(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四十年前的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在中国音乐史上应该是浓厚的一笔。它是“改革开放”的先行意识，是作曲技术理论界一个自由平等讨论问题的平台。

1987年，我们西安音乐学院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当时饶余燕先生对我说：“武汉音乐学院的理论最强，你学习和声要到武汉去”。我来学习的时候，赵德义老师是教务处长，彭志敏是作曲系主任。当时的研究风气，还有那些老师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大。

所以我是来感恩母校的，代表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衷心祝福武汉音乐学院举办这次学术会议成功，并且祝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越办越好。

张巍(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第一，要表达感谢。我是1977年进入武汉音乐学院学习，1990年离校。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是武汉音乐学院给了我最大的滋养和最完整的教育系统。

第二，我觉得回忆历史，是为了把握当下，展望未来。所以在这里需要回想一下，第一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到底给了我们一些什么精神？第一种精神，当初的武汉音乐学院真是敢为天下先，确确实实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第二种精神，是深度的、学术的、学理的探究精神。它一直影响了整个中国和声理论的发展，这么多年来这种精神是持续存在的。还有一种精神就是刚才王安国、彭志敏等许多老师讲到的忧患意识，它促使我们来做这样几个方面的思考。

我曾听到有外国学者对中国现代音乐创作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很多作曲家写得非常好，但是有相当一些作曲家写得不够好。”为什么？他说：“他两条腿都没有走好。既没有对传统风格做到深入透彻，也没有将现代风格做到极

致。由于这两条腿都没有走好，就不可能在现在的语境下写出好作品。因为传统风格其实有很多呼吸的感受、有内在的特征，这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因此，即便你现在再去包装它，再去不断演进它，它还是会保持原来那样一种和声的状态。”我听了之后，对和声的理解真是深受启发。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整个和声界在学术研究方面做了相当一部分有创建性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从学科本身来说，它还没有完全完善。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是和声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目前在西方已经叫做“音乐理论”了。它回答了和声从早期的多声部产生和声开始、到形成和声的功能、到和声走向音高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目前的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在研究生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里面却缺少我们中国自己的学科发展史，我们的下一代很难系统地以历史的眼光去了解从1905年中国的专业和声发端以来到现在一百年的和声历史发展路径。而且不仅仅是和声学学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四大件”学科中都面临这个问题。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如果没有学科史的训练，怎么可能指望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们，未来能够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站在历史财富的基础上去挖掘最新的东西？

第三个要思考的问题，是和声学的历史内涵和它未来发展的内涵问题。和声学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音乐分析”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得益于和声理论的不断发展。如果没有和声理论、申克的理论、兴德米特的理论、巴托克的理论、转换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出现，怎么会有今天“音乐分析”的技术革新、观念和视角的变化？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对于和声理论未来的发展，应当开始思考它在历史中的价值，从而把和声这个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学科，在后面做相当的延展，甚至是延展成为很多人称之为“音高组合理论”等等这样一些理论。

因此，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给我的启发，是我们作为晚辈应该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真正

从历史的角度、学术史的角度、学科内涵的角度，去思考和声学未来到底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徐昌俊(天津音乐学院教授)：

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启发，有很多的感想。我非常赞成大家讲的这些方面，特别是杨通八先生说的：“我们今天纪念四十年前的那个学术活动，是要继承、传承这样一种开放的学术思想和纯粹的学术精神。”

我想起将近四十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一边跟严庆祥老师上课，一边在底下抱怨学和声对作曲没有用，要做作业，然后又很少能用在创作中。但我觉得自己又很幸运，因为不仅非常踏实地跟严老师学习，而且千方百计用心去做每一道练习，想要一个传统和声的“洗涤”过程，有一点初心。与此同时，我还坚持视奏，去看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里面能20世纪作曲家的钢琴作品，特别是巴托克的《小宇宙》，从第一本到第六本，全部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视奏。当然远不止这些，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还学习了很多其他20世纪大师的作品。我后来发现，传统和声对我的帮助非常大，特别是对我理解现代音乐是非常有用的，这是我想和同行们分享的一个经验——传统的和声教学，如果学得好的话，不会羁绊我们对现代音乐的创新，只会有所帮助。20世纪很多的现代音乐，和这些传统音乐中的多声部思维是有密切关系。

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传统和声的受益者，从中受益极大。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传统“四大件”的教学不仅重要，而且必须要有好的老师。另外，我们都应思考和声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比如：和声与音高结构是什么样的关系？与主题及其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和声的教学如何与时俱进？其实这几个问题都是互相关联的。我本人很愿意、也很可能会就今天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给我的启发，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且在今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范哲明(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时间有限，我只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和声事业任重道远”；第二句话是引申毛主席对青年人的寄语：“事业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他们(年轻人)的。”

陈丹布(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我讲三句话。第一句话，优秀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永远不会过时，会被永远地运用在创作实践当中。武汉音乐学院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第二句话，有价值的和声理论完全可以运用于创作过程中。刚才彭志敏老师说：“旋律创作会不会退出和声舞台？”我觉得不会，但旋律写作需要创新，需要与时俱进。

第三句话，我有点小小的期望，希望武汉音乐学院在音乐创作上能够发力，力争理论、创作双丰收。祝愿武汉音乐学院能够办得更好！

赵德义教授(总结)：

今天这个座谈会，我觉得非常成功。首先，大家都能到会，这一点不容易。其次，我们纪念四十年前的和声学会议，肯定了它在特殊历史情况下产生特殊的历史意义，但这只是一方面。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和声在当前的教学和创作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大家从学科建设方面要思考的。而且当前我们是处在习近平新时代，教育部也要求各个院校力争创一流学科。我希望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学科建设中能够努力解决，有助于我们建设一流学科，这就真正达到会议目的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