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战术都市主义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研究—一种促进景观公平的实践路径
Research on Community Public Space Renewal Based on Tactical Urbanism — A Practical Path to Promote Landscape Justice
魏方 余孟韩 李怡啸 王向荣*
WEI Fang, YU Menghan, LI Yixiao, WANG Xiangrong*摘要：当代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存量更新问题日渐凸显，传统的社区更新模式难以协调人与空间、弱势阶层与强势阶层之间的矛盾，社会公平难以实现。以近年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战术都市主义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格局、参与主体、时效持续性3方面探讨了战术都市主义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进程中对景观公平的推动作用。进一步通过识别更新对象空间、完善更新主体构成、试验更新方法与实施路径、更新绩效评估与反馈，总结出战术都市主义促进景观公平的社区公共空间实践路径，并提出了基于中国具体国情的应用展望。关键词：战术都市主义；社区空间更新；景观公平；实践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障公民行使城市权利是有效回应社会各阶层对城市空间公平分配诉求、实现城市空间公平的途径[1]。近年来北美城市所呈现出的经济萧条、城市人口激增、互联网崛起以及政府与市民交流不畅四大问题，为战术都市主义的产生做了铺垫，使之成为将市民的权利和责任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一场运动。
战术都市主义可以更好地回应城市过度扩张的遗留问题。设施与资源更新问题促使人们开始考虑采取更小尺度的、渐进式的投入，以及更有效地处理闲置空间的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也使得战术都市主义的传播更加便捷，提供了筹款的渠道，便于组织公众积极参与到更新实践中。战术都市主义最初是市民自发组织进行的公共空间更新实践，如“游击都市主义”（guerilla urbanism）、“快闪都市主义”（pop-up urbanism）、“城市修复”（city repair）、“自主都市主义”（D.I.Y. urbanism），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城市规划师整理汇总并被统称为“战术都市主义”。
2011年“战术都市主义”首次出现在文 章“Tactical Urbanism: Short-Term Action for Long-Term Change ”中，其后麦克᱅莱登（Mike Lydon）和安东尼᱅加西亚（Anthony Garcia）等城市规划师每年出版一册《战术都市主义》（ Tactical Urbanism ）介绍各地实践，这一系列出版物随后成为重要的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指导手册。他们将战术都市主义定义为“一种城市中有组织的，有市民参与的短期、低成本、多尺度进行干预并达到长期改善结果的改造途径”[2]。如今常用战术都市主义形容用于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小尺度、短期方案，这些方案用小而简的介入手段带来空间物理属性以及社会属性上的显著变化[3]。
区别于增量规划侧重“量”而忽视“效”，战术都市主义更关注城市存量空间，挖掘公共空间二次开发的潜力，关注如何弹性地适应城市需求；战术都市主义实践中社会各阶层上下协商、共同规划，以盘活、优化、挖潜等方式更新公共空间使其更贴近民生福利需求；不同于一次性建成目标，战术都市主义还关注不同介入方法的试验成果与长期效益。基于此，笔者对Tactical Urbanism 出版物中位
于美国、英国、澳洲及南美洲的共88 类建成项目①进行研究，分析讨论战术都市主义如何推动景观公平进行。
景观公平是指对环境利益及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包括公共环境资源的分配公平以及不同阶层对环境制度的决策公平。景观公平将生态环境和民主平等议题与景观设计相结合，以景观介入的手法改善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构建出具有良好社会适应性的社区空间。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则从空间、主体、时效3个方面推动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从而促进景观公平的实现：更新的过程中将市民阶层纳入更新主体，保证了不同主体平等地享有使用和更新社区公共空间的权利；将剩余空间作为更新对象，促进消极空间有效转化，实现空间格局公平分配；以低成本、可持续的景观介入方式进行试验，提升更新绩效的可持续性。
2.1 主体多元性—促进参与公平
城市空间被当作生产和被生产的对象[4]，导致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形态样板化，城市文化磨灭[1]。城市空间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少数的社会精英阶层中，造成了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丧失和场所精神的遗弃[5]。市民阶层只拥有政府规划的样板化空间资源，这类空间难以适应需求并及时更新。战术都市主义为市民阶层提供了“反叛”样板化、精英化城市设计的途径，Lydon将战术都市主义称作“市民用以绕开滞后的政府规划、充分发掘优化社区的无数种可能的工具”[6]，将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方式转变成“上下协商”以及“自下而上”的形式。
在 2015年伦敦的“游击花园”（ Guerilla Gardening ）活动中，“游击园艺家” Richard Reynolds 在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组织社区居民对缺乏市政管理的街边绿地进行改造，首先展开绿地“领养”活动，鼓励居民公平地参与改造和使用这些空间，之后通过英国合作银行的筹款项目获取资金支持。他们将该活动称为“因政府忽视社区中绿地系统建设而向其发起的战争”。
这一决策主体的多元化与中国制定的保障市民阶层实质性参与环境事务权利的策略相契合。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于环境的需求，建立健全制度鼓励民众表达环境诉求，以实现“上下协商”的良性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模式[7]，促进社会各阶层参与到社区公共空间更新的过程中，精准回应空间的使用需求。北京景山片区公共空间景观更新项目就尝试将“上下协商”的方式运用到胡同空间更新的进程中，通过公众调查、采访及论坛等方式让居民参与决策制定，从而保证居民对于环境的话语权及支配权[8]。
2.2 空间灵活性—促进空间格局公平
传统规划模式易造成资源的空间倾斜。尤其在西方，优质空间往往集中于高收入群体聚居区。因此，对欠缺经济效益而长期缺乏管控的废弃空间进行改造，可以促进公共空间资源在地理位置层面的公平分布。从空间类型和尺度来看，传统城乡规划聚焦大型公共建设、生态廊道等大尺度的空间营造，战术都市主义在小尺度社区空间建设方面更具优越性。战术都市主义将更新对象框定在街区、街道、邻里、建筑环境等较小尺度内，因为在这些场所内社会资本和创造力最易被激发。Lydon 和 Garcia 认为战术都市主义最为恰当的应用地点是未被完全开发利用且步行可达的城市空间[9]，比如路边的停车场、桥下空间等，植入活动、设施可使其重获活力。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主张将低效使用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其他功能的公共空间。Robert Steuteville 认为大面积停车空间所能容纳的社会性活动有限，在没有车辆停放的情况下也因为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性而难以提供其他功能[10]。在意大利圣多纳托城的“给予城市儿童自由”（Liberation Front of the Urban Youth）项目中，设计师、学校、市民与志愿者合作，将长期被用作停车场的小型空地改造成适合儿童活动的户外空间，对周边学校、社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图1）。
中国城市快速建设的进展中，公园绿地因客观历史原因多呈集中态势，同时区域性人口增长差异以及市民收入差异也导致空间
2020/09 1圣多纳托城城郊停车场改造
Parking lo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uburb of San Donato[11]58-61
村，其基础设施有限，仅能维持低水准的基本生活。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在此类空间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在城市既有空间资源难以再分配的情况下对建成区内具有更新潜力的空间进行挖掘重塑，间接实现优质公共空间资源的分配公平。
为实现空间格局公平，更新区域应重点考虑潜在价值高的城市剩余空间。由于此时更新主体是掌握资源较少且能力有限的市民阶层，为确保更新的可行性和易实施性，应优先选择较小尺度的公共空间，如社区邻里空间、高架桥下非正式空间、较小尺度的代征用地等。具体应以空间的地理位置、功能属性等客观条件及空间周围居民的使用需求、更新意愿等主观条件为度量标准。从人群需求的角度来讲，战术都市主义在识别更新对象时应优先选择使用需求矛盾最大的空间，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空间更新效率，从而促进空间资源分配公平。
3.2 更新主体构成
社区公共空间更新主体构成是参与公平中的重要因素。Schlosberg 指出城市环境中不公平并不仅仅是对文化脉络以及生活方式的忽视导致的，其更主要的因素是居民在其所处社区公共空间更新进程中没有话语权，以及决策阶层内部也会出现的决策不公平现象，统计显示美国环境保护局内的工作人员只有1/4属于女性及有色人种群体[17]。单一的更新2
主体结构导致了传统的规划模式难以顾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战术都市主义实践将主体的范围从政府阶层扩大到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体，是使所有人亲自参与身边空间更新活动的“启动流程和工具”[18]。战术都市主义通过增加城市空间更新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度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城市更新中的利益。
战术都市主义更新过程中有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开发商、公众和市民阶层三大类更新主体。具体的主导者包括市长、政府机构以及相关部门、非营利公益组织、企业家、开发商、艺术家、当地活动家、市民 /社区团体以及个人。根据更新主体的不同，战术都市主义产生的路径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2类，同时还有不同阶层协商合作产生的“上下并行”的第3 种路径（表1）。事实上，多样化的实践主体可以有效促进实践项目可持续发展。目前比较成功的更新路径是个人与社区团体在关注公共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试验式改造，继而得到非营利组织的帮助或是政府的官方支持，并在大范围内推广成功的景观更新方式，最终实现景观更新绩效可持续。
3.3 更新方法选取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根据不同城市空间的开发状态、功能性质以及发展潜力对其采取不同的更新方式，针对空间潜能未开发、空间功能单一、空间功能滞后、空间临时需求4种情况，对空间形态、功能等级进行不同强度的介入，从而实现景观公平。其中，景观介入是战术都市主义实践的重要方式，基于短期战术性改造与长期策略安排，使灵活、参与性强、具创新性的更新途径在更广范围得到应用[18]。从功能来说，景观介入更新途径包括创意绿化种植、移动绿化装置、展览与市场空间、园艺与城市农业空间、视觉触媒、艺术性社区公共设施与艺术喷绘等，通过以上途径激发事件性场所、功能混合的公共空间与公园营造[19]。笔者根据不同的更新方法将实践内容分为激活剩余空间、功能叠加复合、已有功能再生、功能临时植入4 类。3.3.1 激活剩余空间
此类更新方式旨在通过二次开发使城市中被疏漏、遗弃的空间重获社会性及功能性，结合现有环境赋予其可以在短期内快速产生效益的功能形态。美国纽约的“快闪集会厅” （Pop-up Town Hall）项目将一片废弃空地改造为有停留、聚会等基本功能的公共空间，实现了空间激活（图4）。项目选取当地经济住房倒塌后被废弃的基地，通过置入基本的公共设施、引入节事性活动，提升了该社区的公共活动质量；同时该项目以“上下并行”的方式让不同主体获得了公平参与改造的机会，当地政府批准了宝马古根海姆工作室（BMW Guggenheim Lab）对该地块进行改造利用，之后工作室通过与专家、当地社区居民沟通合
2020/09表 1 战术都市主义实践案例的更新主体
Tab. 1 The participants of tactical urbanism renewal practical cases
政府阶层市长办公室商业发展处非营利组织企业家
市民阶层本地活动家√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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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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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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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面转化绿地项目实践Practical cases of Depave[21] 5 6移动公园项目实践
Practical cases of Park Mobile[22]表 2 针对战术都市主义实践的绩效评估体系
Tab.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actical urbanism practices 6
未充分利用空间（underutilized
streets）开放街道
政策 资金前期社区组织领导，当 民众自筹地商业、居民参与，后期政府批准、协助政府领导，非营利组织协助，商业、居民参与
政府资助国内适用措施由政府完善相应规定，第三方人员提供专业指导，结合街道居委会组织开展活动
政府招募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
街道社区附属绿地
调整范围至人行交通如步行街，进行分时策划[10] STEUTEVILLE R. Why Street Grids Have More Capacity[EB/OL]. (2018-07-31)[2020-06-04]. https://www. cnu.org/publicsquare/2018/07/31/why-street-grids-havemore-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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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 1引自参考文献 [11]；图 2引自参考文献 [14]；图 3由作者绘制；图4引自参考文献 [20]；图 5引自参考文献[21] ；图 6引自参考文献 [22] ；表 1由作者根据 Tactical Urbanism 项目案例整理绘制；表2、3由作者绘制。
（编辑 /王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