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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納吉的一馬公司醜聞，希盟於第14屆大選成功推翻國陣政權的另一主因，在於主攻消費稅（GST）政策。而且再巧妙地將兩項議題相互貫穿，暗指納吉中飽私囊徵收高昂消費稅增加人民負擔，以為個人和家族奢華生活，以及負債纍纍的一馬公司計劃埋單。然後最終主打所謂的“廢除GST”競選宣言。

問題是，如今成功達致改朝換代後，包括一馬公司弊案已交由司法單位審理、自6月起落實的短暫零度GST權宜之計，以及財長林冠英最終宣佈將於9月重新恢復銷售和服務稅(SST)的情況下。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冷靜期，讓我們回歸現實和政策面重新探討上述影響深遠的經濟問題。

或許涉及範圍太廣，即便看了林財長所提出的論述，還有各派稅務專家和商家的精闢分析和見解，我們還是發現許多眾說紛紜和見樹不見林的模糊點，尤其針對有關走回老路的舊稅務制，究竟能否真的有效減輕人民當前所面對的經濟負擔？

而在這方面，首先從宏觀面而言，希盟政府必需正視的問題是，究竟GST是否是當前加重人民經濟負擔的主因？

倘若正如貿消部長或一些商會後知後覺的肺腑之言般，如今才來坦誠GST其實並非導致國內通貨膨脹的主因，而主要是因為馬幣匯率貶值和市場壟斷等其它原因。那麼當局執意廢除GST的初衷又如何能夠繼續站得住腳？

若純粹只是為了製造表面假象或情緒降價，確保人民最終所取得的消費賬單沒有任何直接GST徵稅；並以更為含蓄和間接的SST，把同等甚至更高昂的稅務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這種建立在民粹主義大前提的經濟政策，是否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既然已意識到還有其它更關鍵導致國內通膨的因素，為何不考慮通過其它經濟政策改革方案下手？例如在交通領域把外國汽車的高昂入口稅豁免，或提升公交系統？或像一些先進國般嚴厲控制房 產價格和投資，以及減少相關的隱藏成本包括土著固打折扣、地方政府和政府機構向發展商所實施的不合理條件等。這些不都是大馬人民最直接的家債和每月負擔所在嗎？反之，並非繼續沉醉在1980年代的國產車美夢，或一再減低這方面的公交計劃預算。跟所謂的減輕人民經濟負擔努力背道而駛。

事實上，在這個已被全球超過160個國家採用的GST問題，就像普世通用的醫學原理一樣，原本可以通過精密和專業的方程式進行相關計算和比較。但是一旦遇上政治的民粹主義，一切就會變得非常藝術和難以捉摸。畢竟政客們所需穿插考量的政治議程太多，包括人民情緒、選戰策略包括妖魔化政敵等。結果最終反而乖離了最關鍵的經濟考量。

就像針對GST和SST兩種稅務制的比較議題，我就認為有關當局至今始終無法向人民提出一個相對客觀和公平的比較和分析，進而作出一項針對通膨影響的更專業分析和預測。

首先從主要性質而言，兩者最大分別在於，前者乃多層次稅務制，並主要向下游的消費者直接徵收；而後者則為單層次稅務制，並向上游的入口商、製造商或服務業者徵收，但通常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而其它的細節，包括徵稅率、豁免徵稅領域、徵稅營業額門檻等，其實皆可在兩種稅務中落實，而無關兩者的性質分別。例如林財長指落實SST的每年稅收只有210億令吉，比GST所預計獲得的440億令吉稅收來得低，並以此作為減輕人民經濟負擔的基礎。但問題是，若根據林財長的論述脈絡，是否代表在維持現有GST制度的情況下，只要減低相關徵稅額，或擴大相關的免稅領域，也能達致落實SST的同樣效果？

更關鍵的，林財長上述論點似乎忽略了SST的一個嚴重執法老問題，即逃稅弊端。由於SST的徵收方式只是涉及關稅局官員和少數來自上游的商家或服務業者，所以難免導致黑箱作業，並讓政府每年損失龐大的合法稅收。必需注意的，這些每年平白流失到少數關稅局腐敗官員口袋而沒有進入國庫預算的花費，最終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轉嫁到人民身上。而GST的實行主要就是為了克服上述的銷售稅制弊端。由於每項徵稅皆直接針對下游的消費者且附有明文賬單，導致相關商業活動必需攤在陽光下而減少所謂的黑箱作業和逃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