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爲什麼重要

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在全球疫

苗供应市场里处在什么位置？

查道炯：中国在全球疫苗市场

上是一个新参与者。2013年中国首次有一种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2015年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产品才进入全球市场。由于入场时间短、已获预认证的疫苗只有4种，中国疫苗在全球疫苗市场里所占份额不到1%。

历史上，有疫苗研发能力的发达国家在实施全民性疫苗免疫计划方面走在前列。研发能力较弱的国家则通过接受援助或双边采购的途径获得疫苗。全球的疫苗供应逐步形成了一种惯性，即全球大多数国家认可发达国家的疫苗产品。

直到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推出“扩大免疫计划”（EPI），推荐并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中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并于1981年参加EPI的活动。2000年“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联盟”成立，中国有多家研发和生产企业参与其中。在发展中国家里，有能力向海外市场大量提供疫苗的国家首先是印度，因为印度的疫苗生产历史长，而且国际化程度高。此外，巴西、南非、俄罗斯都具备独立研发疫苗的能力，东南亚邻国中的印尼、越南、泰国等国家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后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遵循“量和时间兼顾”原则

中国一带一路网：面临冠病疫情

这场特殊的全球考验，中国冠病疫苗在国际市场供应过程中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呢？

查道炯：虽然中国疫苗进入全

球市场历史比较短，在全球疫苗市场所占份额不大，但这不能说明中国的冠病疫苗就被挡在全球供应市场门外了。

在满足国内冠病疫苗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对外援助。中国企业生产的冠病疫苗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当遵循“量和时间兼顾”的原则。一是加强在全球范围内供应疫苗，以求保证对新冠疫苗有需求的国家都能有疫苗可用；另一个是虽然供应的时间有先后，但要尽量缩短供应时间差，也就是在稳控质量的前提下要加快生产，尽快使用。

中国一带一路网：发展中国家选

择某种冠病疫苗时会有哪些考虑？

查道炯：没有或无力自研的发展

中国家，在选择某种冠病疫苗时，一般从三方面入手。首要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具备独立检测冠病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能力。如果某个国家不能从事独立检测，可以选择把部分检测工作外包给有相关能力的国家，并接受结果报告。一般而言，基于平时疫苗供需“惯性”趋势，选择历史上信任的国家生产的冠病疫苗，可能性比较高。

第二，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日本的做法，如果要大量进口一种新冠疫苗，或者给国民接种一种外国企业生产的冠病疫苗，需要像日本那样在他们国内联合研制，更具体来说，就是做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

第三，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参与研发冠病疫苗的能力，也没有资金或者渠道去寻求疫苗产品质量检测外包合作，他们就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所颁发的预认证进行疫苗采购。

持国际主义精神助人助己

中国一带一路网：您怎么理解

“疫苗民族主义”？

查道炯：这其实是一个媒体用

语，与“国际主义”相对。可以归纳的行为很多，最为突出的是囤积疫苗，某些国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产量、进口需求或支付能力。其实，面临当下的冠病疫情，国际主义精神是一种必须而不是选项，这是因为没有比传染性这么高、持续时间这么长的冠病病毒更能佐证“病情无国界”的道理了；帮助别的国家尽早、尽可能彻底控制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本质就是帮助了自己。冠病疫苗应该被当成促进全球健康事业的公共品，通过自身付出并牵动全球尽可能多的投入，做到全世界有接种需求的人不分贫富都能有疫苗可用，用得起。

中国一带一路网：外媒指责中国

“疫苗外交”，您怎么看？我们可以做哪些应对？

查道炯：从历史来看，这不是一

个新的现象。比如冷战时期，苏联生产的好几种有效的疫苗，在中东欧使用时就被说成是“疫苗外交”。今天一些外国媒体把中国的疫苗对外供应贴上政治外交的标签，也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首先，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在疫苗预认证过程中进行全面合作。中国的疫苗企业、医药监管部门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免疫接种战略咨询专家组 （SAGE）等职能部门通力合作，获得认证资格，只出口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

其次，是让事实说话，把外媒的点评放在一边，更多地把疫苗在国外使用的每一个步骤做实。具体来说就是在疫苗产品的选购、运输、接种以及接种之后的跟踪等环节，需要中国疫苗企业认真履行每一个环节的法律义务，既要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也要符合接种国、接种地的法律法规。不能把疫苗当成普通物品处理，有太多的法规和人文社会因素需要中方投入人力和物力去做好管理。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疫苗出口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包装。一些国家要求说要200人份一瓶的疫苗。200人份一瓶风险就特别高，为什么？因为接种针头反复插入疫苗瓶里，会增加感染风险。但是一些国家基于自己的用药习惯，再加上单支包装价格会更高、运输成本也更高，不用大剂量包装他们就无力或不愿支付费用。这就需要中国疫苗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在疫苗跨国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里，用条文的方式落实解决涉及的问题，将其制度化，并认真履行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此外，还需要做好责任的认定，需要制定清晰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便能应对后续可能发生的一些争端。

须改变西方疫苗产品认可惯性

中国一带一路网：中国自研的冠

病疫苗在“一带一路”国家使用会面临哪些挑战？

查道炯：中国企业自研的冠病疫

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主要会面临至少两方面的挑战。

首先，从全球疫苗供应史来看，中国疫苗是新来后到的。不少国家以前没有接触过中国生产的疫苗，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对西方疫苗产品认可的惯性，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对中国新冠疫苗产品不太认可。

其次，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疫苗研发和生产的专家团队主要跟发达国家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的研发、生产、检验、实施以及后续研究等环节里交流少，还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专家和企业网络。

尽管有挑战，疫情当前，中国疫苗“走出去”，到了20几个国家，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及时向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继经济挺过疫情冲击“满血复活”后，中国又创造了一项令世界更加惊叹的成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图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别称“悬崖村”，坐落在海拔1600公尺的山坳中。2016年底，随着钢梯的修建，悬崖村逐渐发生变化。2020年5月，阿土列尔村全村贫困户344人，陆续搬迁至新家。图为当地居民在通往“悬崖村”的钢梯上直播（新华社照片）本月降落于火星表面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标志着人类朝回答太阳系基本问题，包括我们有可能在哪里找到DNA等方面又迈出了崭新的一步。探测器将漫游火星表面寻找生命迹象，自制氧气，发射直升机，并收集岩石和土壤，以便在2028年执行新的后续任务。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美国航天局将在欧洲太空总署（ESA）飞船的协助下，于2032年春返回土壤样本——这也是火星物质有史以来首次造访地球。

在火星上发现DNA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尽管毅力号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航天器装配中心（SAF）无尘车间中封闭建造，但即使这样的装配环境也无法100%去除背景微生物或人类DNA。自20世纪60年代首次执行星际飞行任务以来，我们就已经了解了“微生物搭便车”的状况，当时卡尔·萨根等科学家就强调了这一问题。因为科学家必须一层一层地建造宇宙飞船，而在多年的建造期间会有脱落的皮屑和滴下的唾液，因此，有那么一点点加州DNA刚刚降落在火星表面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当2023年样本抵达地球时，它们将需要经过“行星级基因过滤装置”的过滤，以排除在2015~20年火星探测器建造过程中就可能已存在于航天器装配中心内部的DNA，此外，还需要排除直到2020年7月飞船发射时为止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其他任何DNA片段。这是我们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长期合作项目。通过对探测器建造过程中航天器装配中心表面、内部和周边的DNA进行测序，我们将绘制出一张遗传图谱，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任何正向或反向污染（包括我们将遗传物质发送到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地方的遗传物质降落到我们这里）。

非为了要抛弃地球

自1971年最初两颗苏联探测器登陆火星表面，以及1976年美国的维京1号探测器降落火星，这座红色星球上就很有可能沾染了某些微生物碎片以及可能的人类DNA。而且鉴于火星上无处不在的沙尘暴，上述DNA几乎可以肯定存在于火星表面的各个地点。

幸运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遗传基因时代。DNA测序的低成本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不断扩大的地球生物基因目录，航天器装配中心无尘车间的基因图谱，以及有史以来首个行星级基因图谱组（MetaSUB和地球微生物组项目）。此外，在2016年与宇航员凯特·鲁宾斯合作执行的一项任务中，我们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可以对太空中的 DNA进行测序， 并将结果匹配到地球上新出现的有机物。任何能在太空、宇宙飞船或地球极端条件下生存的生物都是火星生存的合格候选者。最后，我们所要的不是偶然将DNA送上火星，而是有目的、有意愿的这样做。

毕竟，技术上可以实现载人火星任务。它们能展现出人类最好的一面，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物理学、药理学和生物学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在我的新著未来500年：设计生命抵达新世界中，我重点介绍了对数十位宇航员所进行的研究，其中包括双胞胎斯科特兄弟和（美国参议员）马克·凯利，这项研究是在斯科特执行宇航任务一年后进行的。基于研究成果，我们现在相信，人类可以前往火星，如果辅之以其他创新和技术，人类可以留在火星上。

我们需要人类能够持续、负责任、安全地生活在火星上，这不是为了要抛弃地球，而是因为确保我们物种生存的最佳方式是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他地方。火星不是B计划：它是A计划，而且一直是这样。

负有预防物种灭绝的道德义务

我们负有预防我们物种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灭绝的道德义务。没有其他物种（据我们所知）对其自身潜在未来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没有其他物种拥有保护生命的能力。只有我们可以完成这项任务；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需要我们具备前往其他星球的能力。在通往长期生存的阶梯上（尤其因为金星过于炎热），实现定居火星是必要的第一步。

但要想实现这一迫切任务，我们需要将美国宇航局的预算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当时其预算占到联邦预算总额的4.4% （而今天则仅有0.48%）。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国）。为此，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发表了系列论文，并且发起了一项航天医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合作的代表来自于美国宇航局、欧洲航天局、俄罗斯太空署（俄罗斯）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国家也开始研究太空生物学，并且，更多太空机构正在与Space X和Blue Origin等商业平台展开合作。

有些责任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保护生命的责任与我们对自身死亡和灭绝几率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对生命的管理既是一种自私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与生俱来的独特义务。通过完成我们认知范围内保护生命的义务，我们可能还会在宇宙中发现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