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治水，遲到總比沒到好

去年底发生在雪隆的超级大水灾，一直延续到今年，整个马来半岛几乎所有州属都遭逢不同程度的洪灾。星洲日报《社论》及《言路》版的十数篇文章一再提出长期防洪治水的重要，希望唤醒执政当局改变思维，能把长期治水当成执政的重点工作。

终于，首相提出将拟定“长期治水方案”！

英殖民时期，从1826年“海峡殖民地”算起到1957年马本半岛独立的131年间，居民人口密度低及森林滥垦滥伐的情况也不严重，所以每年10月开始的东北季候风酿造的连续大雨，在那年头不致于形成严重的洪灾；而英国殖民政府统治马来半岛目的是收刮资源，不是搞建设，因此从未把防洪治水当一回事！

1957年独立至今整整64年，国阵政府依旧未将长期防洪治水工程当成重大政策，当然也不会编列预算专款作为治水之用。64年如一日，东北季候风一来，天必将降大雨，然后低洼地区淹水，灾民住进“灾黎疏散中心”，政府和慈善团体负责发放干粮，必要时也救救人。水退了，官方每户发一千几百令吉，灾民自行（或有慈善团体协助）重建家园，这是年复一年的景象，也是全球特有的“大马水灾SOP”。

去年12月21日，京城严重大水，间接或直接受灾的灾民不下10万之众，数十人罹难。只不过，这时候的首相依斯迈沙比利似乎大梦乍醒曰： “雪隆突降大雨，始料未及。而彭、丹、登等几州年年发生水灾，因此准备充足，灾情较轻。”短短几句话，显示60多年来的各朝政府，根本未将防洪治水当一回事，也因此首相才会把“彭、丹、登各州居民受灾经验丰富”的话脱口而出，伤透全国灾民的心。

错当然不在现任首相，因为“不治水”似乎是几十年来政府与百姓的约定俗成，水来了赶快逃命，水退了领救济金去。

我们每谈治水，总会谈4100年前中国夏朝“大禹治水13年，3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治水，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头等大事。不止黄河、长江水患，《史记·河渠书》记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只有短短18个字交待了这个被称为“世界水利科技文化鼻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李冰是于秦昭王时期（距今2278年）到任蜀郡太守，并展开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治了岷江恶水。古籍有云：“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而成就四川成都

平原长达两千余年“天府之国”的美名。我曾前后两次游都江堰，对这项伟大且科学的治水工程肃然起敬。

如果长江、黄河、岷江的大水，两千多年前都能治，天下哪有“不能治”的水。

大马独立之后，治水防洪计划一直未列入重大施政建设，当了24年首相，专司挑拨族群是非的马哈迪应该负起最大责任。这个枉称“大马建设之父”的96岁老人，他在24年任相期间的哪一年财政预算案中，曾明确编列预算进行“防洪治水”？当然没有。所以依斯迈沙比利才会脱口说出：“彭、丹、登的民众对水灾比较有经验……”。

终于，首相想通了；终于在开年向全民送上大礼！

首相说：“政府将拟定治水长期计划和解决方案，避免再次发生大水灾，而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这个长期治水的构想虽然迟到，但“迟到总比没到好”。

首相说：“治水方案包括加深河床、建防供堤坝，但这将涉及庞大经费。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解决全国各地的水灾，那么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从水灾高风险区先开始。”防洪治水工程不是三、五年就能完成的事；台北市花了40年光阴、数百亿令吉，才完成治水工程。

治水工程很花钱，当然。光是这次灾情就已经发出14亿令吉援助金，接下来的水灾援助呢？一年少说二、三十亿。灾民重建家园？农作物损失？这些帐该不该算。这些援助和损失，是足够编列预算做为每年防洪治水工程的经费。

我且借用星洲日报社论，重新整理如下，供给政府长期治水方案参考：

1.从基础做起：调查全国河川水文资料，了解河川的长宽深及蓄水功能；

2.严禁森林滥垦滥伐，严禁使用水土保护区；

3.禁止开发与使用具防洪功能的湖泊，并保留防洪区域；

4.修建水坝及拦河堰，发挥蓄水、洪水泄洪与分流功能；

5.旱季时清理水坝、拦河堰，以及河床的淤泥； 6.疏通与拓宽经常酿灾的河流； 7.下游建筑堤坝防洪； 8.下游兴建疏洪道、抽水站、水门、排水干线；

9.培养全民公民意识，别将垃圾往沟里丢；门前水沟塞了，自己清理；

10. 弄清楚都市各河道与水沟的高低流向，能容纳并消化多大的雨量（包括中上游的降雨量），别让下游民众永远成为倒霉的受灾户。

首相有说要参考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吸水、蓄水功能的海绵体，此项措施有助洪水涨势。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先安份做好水文调查，对症下药，请记得，治水不是“作秀”，请买适合的帽子往头顶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