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鳳雅之死，輿論在向誰問責？

作為一個寫了十多年專欄的前媒體人，我總覺得，追蹤熱點的評論，不僅僅會淪為口水，更容易出現錯誤，因為如果不是基於準確的事實的評論，那麼不管如何周密的推導，最終的結論和觀點，都是一種錯誤。

也因為這樣，這些年刻意遠離那些網絡上的熱點事件，因為放眼望去，只有觀點，或者是帶有觀點的事實描述，甚至是有心或者無意的錯誤陳述。

王鳳雅，一個出生在農村的女孩的遭遇，作為一個從網絡開始爆發的熱點，同樣沒有擺脫這樣的傳播狀態。所謂的反轉，只不過是公共輿論基於錯誤或者並不足夠的信息而做出的價值判斷，之後被更多的事實所證明是錯誤的而已。而“反轉”這個詞相當危險，因為可以讓那些急於下判斷，並不在乎事實的人，心安理得。

公共輿論，不管是媒體，還是公眾，一開始針對的是王鳳雅的家人，“反轉”之後，志願者們成為了眾矢之的；當終於有相對比較嚴謹和專業的媒體介入之後，目前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一個人：陳嵐，一位在社交媒體上指責王鳳雅的家人，並且報警的公益人士。

這不是第一次，為頻臨死亡的殘障兒童是不是應該繼續治療 而引發爭議。2011年的“小希望事件”，和這一次王鳳雅事件，本質上沒有任何差別：家人因為種種原因決定放棄治療，外人，也就是像陳嵐這樣的愛心人士，堅定的認為，放棄治療，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當事件在網絡上發酵之後，變成了公共事件。上一次，陳嵐強行抱走孩子，送去了醫院，而這一次，她們採取了報警的方法。

事件的結局並沒有兩樣：家人被輿論綁架；即便孩子因為事件被公眾關注，從而有了更好治療機會，但是最終還是離開了人世，因為一個同樣的原因，慈善捐款根本不可能支持昂貴的長期治療以及未來漫長的特殊醫護的開支，對於原本不富裕，甚至貧困的家庭來說，他們並沒有因為公眾關注，而獲得更多的機會，他們最終還是要面對一開始他們就無力解決的問題：遠遠超出他們支付能力的巨額醫療開支。

2011年，在“小希望事件”發生之後，我和我的同事採訪了一些相關的公益組織，探討如何能夠長期有效的幫助面對這類情況的家庭。普遍來說，這些公益組織缺乏專業的團隊，透明的賬目，因為有些是抱着一腔熱情，有些則是把公益當成生意；決定一個公益組織的成功和生存，很大程度在於他們如何處理好和政府的關係。因為這樣，使得他們缺少了走向專業化的動力和機會。

不過一直以來，我都堅定的 認為，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提供兜底的醫療保障，至少讓那些，被醫生認定，還有治療機會的病患，不要被迫放棄治療。而且這還不足夠，政府還需要提供對生理缺陷人士對長期支援，同時社會也能夠有一個對殘疾和生理缺陷人士對包容，讓他/她們未來有機會自立和快樂生活。如果只是依靠民間力量的話，能提供的幫助是有限的，甚至是不穩定的，這讓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和他們的家庭，會經歷更多的波折，承受更大的痛苦。

我曾經採訪過一個專門收養被遺棄的殘障兒童的孤兒院，在那裡的孩子，都在等着被國外的家庭收養。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外家庭收養來自中國的殘障兒童，這些孩子，都能因此獲得足夠的治療，就拿小希望的病例來說，在西方發達國家，並不存在是應該放棄還是治療的爭論，相關的家庭，也不需要擔心會因為孩子的這種疾病陷入赤貧，甚至支付不起治療費，更重要的，是當他們長大後，即便終身需要戴着尿布生活，也不會遭到歧視，或者沒有了正常學習和工作的機會。

就在那家孤兒院裡，有兩個已經超過了16歲的孩子，這是讓院方最為擔憂的，因為他們/她們已經超過了國家規定的被收養的年紀，而滿了18歲，他們也不能在孤兒院裡繼續生活，院方擔心，他們未來在一個對殘障人士並不算是太友好，醫療支援並不完善的社會中生活， 會很艱難。但是作為一個民間機構，他們能夠做的實在有限。

王鳳雅的家人要起訴陳嵐，這個訴求被媒體廣泛報道，似乎只要把傳播不實信息的人士告上了法庭，事件也算是有了一個帶着遺憾，但是也算是完滿的解決。家人起訴，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行為，也是他們的權利，但是身為媒體，尤其是在和自媒體相比，不管是獲取一手資訊，還是傳播資訊，擁有更龐大資源的情況下，把焦點只是集中在民間，而不是這個事件，準確的說，是不斷在發生的事件背後的原因，從而起到媒體應有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覺得，媒體沒有輿論空間），實在是讓人覺得遺憾。

這樣的事情，一而再的成為輿論焦點，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極端的熱心人士，和無奈的家庭，可憐的孩子這樣的敘述層面和對個人的道德追問中，那麼公共政策又一次的失去了改進的可能。想一想，7年過去了，卻還是同樣的爭論，同樣的追問，同樣的憤怒，同樣的無奈，到底是為什麼呢？

（本文獲騰訊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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