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Metro Edition (Evening)
伍燕翎 郁達夫的星洲戰友
与
大多数曾经旅居新马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郁达夫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因为他的性命终于南洋，铺垫了一场“生死恋”，这七十多年来终究叫新马的读者引以为憾。郁达夫旅居新马只有三年两个月的时光，然而他带给当时新马文坛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郁达夫带着婚姻的伤痛抵达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这是《毁家诗记》的第16首，后来详加注解： “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此诗写于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于香港的《大风》刊载。这话竟是一语成谶，“郁达夫”成为马来西亚一代写作人的“集体记忆”。
郁达夫到任之后，开始接手《星洲日报》多份副刊的编务。对这位早在上海已办过《创造》季刊的专业编辑而言，这份任务绝对难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后又有《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文艺” 副刊，同时创办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所编辑过的文艺版位实不能尽数，郁达夫见证了马华文坛战前纷纭多元的文艺版位。
郁达夫原就铁着“上南洋作海外宣传”的心志，这时期他已不再写小说，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写小说，倒是抗战的政论和文艺随笔，他写了不少。郁达夫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星洲日报》的新年特刊即刊载他第一篇政论〈估敌〉，此后一周内每隔几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从不间断，直至日军占领，郁达夫逃亡避难荷属印尼。
1939年，星洲日报拟出版《星洲十年》，记述30年代新马社会的发展变迁，找来了关楚璞任主编，其他编委则有郁达夫、姚楠、许云樵等。按姚楠的记述，郁达夫当时非常忙碌，社交应酬也多，《星洲十年》的编纂，郁达夫实际上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当时姚楠已开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于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并创办《南洋学报》，郁达夫不仅参与了该学会的发起，同时担任了两届理事，对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游记〈马六甲纪游〉即发表在第一辑《南洋学报》上。
彼时正是烽火战乱之时，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朝夕不保。郁达夫和他的南洋战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学术与知识的推动，努力办报、写作、研究，同时协助促进马华文艺的发展。身陷绝境，他们更是惺惺相惜。郁达夫和王映霞破镜难圆，最终决定在星洲协议离婚，时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关楚璞即是见证人，他说郁王二人离婚后，郁达夫认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内仍同居，王映霞回国之前，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南天酒楼设宴，题诗送别。
姚楠和郁达夫也是同仁编辑，私下交情甚笃。1939年，姚楠还在星洲日报报社工作。战乱时期，他想在南洋成家，举办婚礼，但因为双方家长都在上海，只好找来比他大十几岁的郁达夫作主婚人。姚楠回忆道：“他一口答应，后来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的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新加坡。不少南来的中国文化人陆续回国，包括姚楠。郁达夫这时已为儿子郁飞买好了船票，并请随行的姚楠照料，自己却留了下来。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曾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也是当时跟郁达夫一起逃亡28人中的战友回忆，郁达夫就在防空壕里问过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他的回答是——“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身在战乱中的文人战士，命运堪虞难免。1945年初，他写下遗言：“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是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郁达夫从此“消失”了。
今天，我们再读郁达夫在南洋最后的文字，唏嘘无比。他于1940年4月19日《晨星》上写道：“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报刊上做过慷概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
的指导者。”
郁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