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海南人

相

较于闽粤海商，海南人出洋东南亚较晚。19世纪后半叶海南岛的海口成为通商口岸，海南人下南洋才趋成势。但诚如苏云峰〈东南亚琼侨移民史〉指出的，早期海南人之下南洋，其移民性质与其他闽粤属人不同。他属出洋，多为单向移民；而海南人则有较强的双向性，来者众，返者亦多；以致在他乡落地生根者较少，致使海南人在新马和泰国，均居于小方言帮群之格局。

海口开埠以后，泰国和新加坡是海南人下南洋的主要到达站。而新加坡又是海南人移殖马来亚各地（主要是南马）的转口站。而且早期海南人的主体是“工人阶层”，充当杂役、胶工、学徒，多是第一代海南人的最初工作。海南先辈南来，处居边缘弱势，一些较好的行业早已被他籍人士占去，只能在隙缝中寻找生机，或是寄人篱下“打洋工”（俗称“打红毛工”）。海南人从商者，其传统行业大抵不离咖啡店、中西餐饮食、面包西菓、客栈旅店、汽水厂、冷藏公司等。这些行业其实是海南社群在洋人家里当帮佣、在洋轮充当杂役“打洋工”学习到的延伸技艺。

与福建、客家人的移垦不一样，早期海南人的移殖，对其拓垦的土地没有太大的执着，“移动性”很大。战后初期及为防范马共而实施的紧急法令时期，不少海南胶园主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变卖园坵，或回海南岛，或往外迁移另谋生计，或搬迁到城市开设咖啡店。仅以柔佛州为例，其新加兰、巴莪十九支、令金沙翁新村等过去皆有海南人聚居，惟其“海南村”、“海南港”的沧桑变化，物换星移，早已名存实亡，或仅留一个路牌、几栋人去楼空的房子凭吊。

1950年代以前，新马海南人的经济地位还是较低的。根据吴庆瑞在1953年至1954年《新加坡市民及宅屋社会调查》报告指出：新加坡海南人只有极少部分享受高薪金，大部分的月常收入不超过四百元，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海南人均属工人受薪阶层，每月收入平均不超过二百元。

缺乏家庭和父辈的雄厚财力资助，海南人贫乏的经济背景限制了他们的从商意愿和企图，从商者远不如其他贯籍人士。因而努力用功读书，接受更高深的教育成了海南后辈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海南会馆和海南联会也很重视这事，是全马最早颁发大专奖贷学金的乡团组织。

1960年代以后，海南人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商业方面，除了传统的咖啡店，也有一些是朝向洋杂、土产、橡胶商、面包制造厂、建筑业、照相馆、电器公司、汽水制造厂、汽车行、酒店、金融贷款等行业发展。但更多的新生代是接受技术训练，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学术专业人士。当代海南人职业转型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新一代的海南籍青年多从事白领阶层受薪职业，除了机械工程师、律师、医生之外，还有很多是以优异学业成绩担任政府公务员、教师、大学讲师、银行及企业公司的办事员、书记或高级主管。韩铣丰〈沙巴海南人职业型式之演变〉就曾以纳闽为例， 1970年这个地方的海南人只占该岛华人的4.6%，但在该埠三所英文学校执教的41名华籍教师中，其中有8人是海南籍，占全华籍教师的19.5%；另，62名华籍公务员中，有10名是海南人，占总数的16%。

海南人在文教界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吴德耀〈海南学与海南精神〉指说，海南人在新加坡虽然只占7%，约20万人，但关于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问题领域的参与，海南人的参与比率相当高，可达20%。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报社总编辑，很多是海南人。

简言之，不管蓝领或是白领，海南人任职受薪者多，但相较于其他籍贯，从商者少。不过，海南咖啡店，以及当今经其后代接手经营并转型的海南café，不论是在传统乡镇或是各大城市，却有其亮眼的“南洋品牌”，相当受众。海南餐饮成了跨族群的本地人以及跨国家的外国游客都认可和认识的南洋品牌。我相信啊，在马来人眼中， “海南”的形象恐怕要比对“华人”这刻划图象还要亲切和讨喜。这又是一个怎样的跨文化经验呢？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