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策略，避免政府道德危險

10月初，哈佛大學教授Oliver Hart和MIT教授Bengt Holmstrom共同拿到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主要的貢獻在研究如何將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應用在企業經營績效、財務理論及誘因上面。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契約理論主要用在企業上面，其實因為契約理論要處理的代理問題、訊息不對稱和道德危險等問題，幾乎存在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因此此一理論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可以說是全面而深遠，所以他們兩人得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一般來說，經濟學告訴我們，每一個經濟個體在面對慾望無窮，而資源有限時，他／她必須考慮自己的成本，做最有效率的選擇，以追求最大的效用（或利益）。因為成本由自己負擔，而利益由自己享用，因此每一個理性的個人一定會尋找成本最小的方式，來達到自己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實際的社會行為中，我們看到有很多時候，成本發生在一方，但是利益卻由另外一方所享有。比方說，員工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成本由員工承擔），但是員工努力成果中主要的部分卻是被企業所享有，我們稱前者為代理人（agent），後者為主理人（principal）。因為努力工作的成本由員工承擔，而成果主要由公司享有，因此只要 有機會，員工就會設法「摸魚」，此即所謂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道德危險的產生主要在於，很多時候由於老闆並不知道員工是否有努力工作，但是員工卻很清楚自己是否努力上班，也就是此處出現了所謂「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問題。身為主理人的企業當然不希望員工上班摸魚，所以一個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老闆或管理人員對於員工加以監督，如此老闆可以藉此得知員工是否努力工作，所以員工摸魚的情況就可以大幅改善，企業的效率也可以提高。

契約中加誘因，解決道德危險

但是，很多時候，企業或老闆對於員工並不容易監督，所以員工多多少少都會出現摸魚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監督成本太高，讓企業很難去監督員工是否努力工作。比方說，許多拉保險或是跑外務的業務員，他們整天在外面跑業務，企業如何去監督他們是否有努力工作呢？這時候，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契約中，就必須增加一些誘因，其中又以財務誘因為主。比方說，企業可以與業務員約定，「沒有底薪，但是如果拉到保險，可以拿到30％的佣金。」在此種契約及誘因下，保險業務員就會努力的去拉保險，因為如果他想摸魚去看電影的話，那他注定將沒有薪水可領。但是也有業務員會擔心，如果很努力但是卻仍然拉不到保險，那不是會被餓死嗎？也就是說，此時業務員面對的風險會太大，因此，雙方的契約可以改成：「每月底薪2萬元，拉到保險的佣金為20％。」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雙方因為雇佣契約，產

生了代理問題，因為訊息不對稱而可能出現道德危險，此時雙方應該訂定一個良好的契約，約定未來如何處分各種成果（不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但是，因為契約很難訂得很完善，因此如何在契約中增加誘因，讓雙方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包括增加努力工作的誘因等，這就是契約理論所要探討的主題。

政策透明、一致，做出最佳決策

政府與民眾（企業）的關係也是屬於主理人與代理人的關係。基本上來說，民眾（企業）是主理人，他們每次選舉時，必須選出他們想要的政府，然後政府提供各種政策來帶給民眾福祉，所以政府是代理人。但是，在各種政策方面，政府明顯的要比民眾更多更為專業，所以這裡出現了訊息不對稱的問題；同時，政府人員也可能出現道德危險的問題，嚴重的包括貪污，較輕的則有政策買票等。所以，如果行政院代表政府的話，那麼立法院就應該代表民眾來監督政府，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的立法院水準如何，相信國人自有公評，本文不願在此多所批評。

但是，如果就政府本身而言，其實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減輕其與民眾出現訊息不對稱，同時，政府可以儘量避免出現道德危險的問題，讓民眾（或企業）面對的風險可以減輕，從而得以做出最佳的決策。

首先，政府的決策過程及政策本身一定要「透明化」，讓民眾（或企業）知道政策的內容，如此可以直接減少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訊息差異，這對於民眾（或企業）而言絕對是有必要的。

其次，政府的政策一定要有「一致性」，包括政府改朝換代的前後，政策應該一致；另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政策也應該一致。比方說，兩年前，台北市柯市長上台後，立即拿出所謂的五大弊案，其中尤其是對於大巨蛋的處理方式，這些政策與前 朝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結果現在台北市政府深陷大巨蛋的泥淖不說，由於企業對於台北市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最近台北市推出的BOT案，幾乎掛零，這是前後任政府政策不一致的最壞案例。

政策可鬆可緊，要具可預測性

另外一個嚴重的案例，是1994年，德國拜耳公司要在投資500億台幣在台中縣建廠，中央政府一頭熱，努力把拜耳請過來，但是地方政府卻堅決反對，最終1998年拜耳宣布終止投資計畫。但是，因為中央政府無法說服地方政府採取一致的行動，讓外資無法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決外資的問題，使得拜耳案之後，台灣幾乎再也沒有大型的外人來台投資。

最後，政府的政策一定要具有「可預測性」。也就是說，政府的政策可以鬆，也可以緊，但是一定必須要很確定，因為如此民眾與企業才可以依政府的政策來做自己最佳的決策。比方說，外資來台投資，他們要知道政府的環保標準是高是低，但是此一標準是確定的，他們就可以依此一標準決定是否要來投資。反之，如果政府的政策模擬兩可，或是根本有明顯的政治力介入，那麼企業投資更將是無所適從。比如說，前不久，美僑商會和歐僑商會發出聯合聲明，針對政府部門政治力介入許多投資案，讓外資的投資行為受阻表達關切。其中政府對於中嘉案的干預，就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總而言之，如果政府的政策有透明性，可以增加民眾（或企業）對於政策的了解，從而減少政府和民眾訊息不對稱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政策有一致性和可預測性，將可大幅減少民眾（或企業）決策上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也比較可以避免政府的道德危險。

（作者為政大經濟系教授、前國發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