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階主管下班後做什麼重要嗎？
本期《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封面故事是〈回答七大問題，驗證你的資料競爭力〉，指出由資料促成的學習，雖然會帶動看來可能類似網路效應的良性循環，但效能沒有那麼強大或持久。本文描述酒駕、交通罰單和其他因素，可能會提高這些高階主管工作上的風險。
2000（WorldCom）、恩隆（Enron）、泰科（Tyco）、美國國際集團
年代中期，美國遭到一連串企業醜聞的衝擊：像是世界通訊（AIG）等。當時擔任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會計學助理教授的艾葉莎．戴伊（Aiyesha Dey）認為，這些事件引發一個問題：領導人的生活方式，是否會影響公司的業績，如果會，是如何影響的？戴伊回憶說：「那時有好多文章，都在談那些公司的高階主管揮霍數百萬美元舉辦派對。」因此，她和同事展開一系列研究，探討領導人的公餘行為和工作行為之間的關聯。
在決定要關注哪些行為時，這些研究人員借重心理學和犯罪學的研究成果。他們選定了兩項行為：違法傾向（這和整體上缺乏自制力與漠視規則有關），以及物質主義（materialism，這與個人無法敏銳察覺自身行為如何影響他人與環境有關）。
現為哈佛商學院副教授的戴伊，和她的論文共同作者進行了四項研究，檢視前述那兩種行為當中的一種或兩種，與五個工作議題之間的相關性。
內線交易
這些研究人員在最近一篇論文中，檢視高階主管的個人法律紀錄〔包括交通罰單、酒後（或吸毒後）駕車和侵犯人身等〕，是否與他們依據機密內線消息進行交易的傾向有關聯。研究人員使用美國聯邦和州的犯罪資料庫、犯罪背景調查和私家調查員，找出從1986到2017年期間，同時聘用至少一名有違法紀錄的高階主管，以及至少一名無違法紀錄的高階主管的公司。這產生了一個樣本，包括近1500名高階主管，其中有503名執行長。
在檢視高階主管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時，他們發現，那些交易為有違法紀錄高階主管帶來的獲利，高於其他人，這顯示前者利用了特權資訊。這種效應最大的群體，是曾有多次違法案件的高階主管，以及有嚴重違法紀錄（比交通罰單嚴重）的高階主管。治理措施可以遏止這類行為嗎？許多公司都有「閉鎖期」（blackout）政策，以防止不當的公司股票交易。一般很難確定這些政策是否存在（很少公司會發布相關資料），因此研究人員使用一個常見的代理指標：公司高階主管的大部分交易，是否在公司公布盈餘後的21天內發生（這段時間通常被認為可以交易）。他們比較了有和沒有閉鎖期政策的公司內，有違法紀錄高階主管的交易情況，得到發人深省的結果：閉鎖期政策雖然減少了有交通違規紀錄主管異常獲利的交易，但對於有嚴重違規紀錄主管的交易沒有影響。有嚴重違規紀錄的主管，比其他人更可能在閉鎖期間進行交易，以及不遵守美國證管會（SEC）設定的公告期限。他們也較有可能在發布重大公告之前買賣公司股票，例如，在公布盈餘或併購之前，以及在公司破產之前三年內買賣公司股票；這個證據同樣也顯示，他們的確從內幕資訊中
獲利。
研究人員寫道：「強大的公司治理，雖然可以懲處輕微的違規者，但對觸犯較嚴重罪行的高階主管來說，大體上似乎並沒有效果。」這一切，都使戴伊和她的共同作者感到納悶：為什麼董事會要聘任（或者不解雇）違法的高階主管？為此，他們進一步仔細分析樣本中的執行長。情況看起來是，執行長有違法紀錄的公司，獨立董事較少，或是董事本身有違法紀錄。那些執行長也沒有創造優異的報酬率。戴伊注意到大多數執行長是在上任後犯下第一次罪行，她表示：「情況可能是，如果他們是從公司內升的，而且表現得還可以，不比平均水準好，也沒有比較差，就沒有受到足夠的監督。」在非正式談話中，一些高階主管和董事告訴她：「我不在乎他們做過什麼，尤其是在很久以前做的。」
欺詐性財務報表
戴伊及共同作者先前曾做過一項研究，找出曾向美國證管會提交欺詐性財務報表的109家公司。他們比較這些公司的執行長，以及財報紀錄沒有問題的可供比較公司的負責人，結果發現欺詐組當中，有違法紀錄的領導人所占比率為20.2％，遠高於對
照組的4.6％。
全公司的財報風險
同一項研究也檢視了執行長以外的其他高階主管，是否提交了欺詐性的財務報表，或是無意中製作了錯誤的財報。結果顯示，執行長的違法紀錄對這項指標沒有影響，但他們的物質主義會造成影響。研究人員使用財產和納稅紀錄，來找出相對於同儕來說，擁有異常昂貴的豪宅、名車或遊艇的執行長，結果發現，習慣揮霍消費的領導人，對企業的營運鬆懈，頻頻出現前述的兩種財報錯誤。在他們任職期間，這種情況常會惡化，因為他們進行的文化變革，具有較高的欺詐風險：任命信奉物質主義的財務長，增加以股票為主的激勵措施，並放鬆董事會的監督。
冒險的傾向
戴伊及共同作者針對銀行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信奉物質主義的執行長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他們機構的資產中，有較高比率的未償債務、非利息收入（這可能反映出較多交易活動）和質押的證券（以高風險而聞名）。他們使用一個標準指數（企業是否具有風險長是指數組成因素之一），發現由信奉物質主義的執行長掌舵的銀行，風險管理比其他銀行更薄弱。而且，文化指標（例如，公司其他高階主管在經濟大衰退的銀行紓困期間，是否從交易中獲得異常的高報酬），也顯示信奉物質主義的執行長，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紀律廢弛，經營鬆散。
企業社會責任（CSR）
心理學家已證明，優先重視財物的人較不關心他人，也較不可能展現對環境負責的行為。研究人員預期，這一點符合信奉物質主義執行長的情況，結果顯示的確如此：這些領導人的CSR總體得分低於其他執行長，而且CSR強項較少，弱點較多。研究人員希望，他們的發現能提醒董事會注意到，忽視高階主管生活方式產生的警訊，以及相信治理機制將避免任何潛在問題，都是很危險的事。戴伊說：「以前的研究人員認為，嚇阻政策會對公司所有高階主管產生相同的影響。」但這項研究顯示，個人對於冒險和違規的意願大不相同。「只建立治理結構可能還不夠。相關做法無法一體適用，即使在同一家公司內也一樣。」她和共同作者承認，他們的研究只檢視不利之處，而那些高階主管也可能帶來獨特的優點，這是他們目前正在研究的主題。（侯秀琴譯，本文摘自2020年1月號《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