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日記看法律

許多人有寫日記的習慣。日記於個人回憶，釐清事實，頗有幫助；即使作為時代的背景材料，民間瑣談，也是有益的。日記的一大功能，是和自己說心事，嬉笑怒罵，都在筆墨間，等於找了一個精神伴侶。相對而言，名人寫日記有負擔，大約是知道今後不免公開，當作史料：涉及他人，就要謹慎；記載私事，時時含糊其辭。研究現代史，歷史學家重視「蔣介石日記」、「胡適日記」、「郭松濤日記」、「魯迅日記」、「吳宓日記」等等。共和國時代，苟延的文人留下了「向陽日記」、「牛棚日記」和「顧準日記」等。但這只是很少的傳世，日記傳統因個人恐懼中斷了。學者王友琴甚至寫了一本書，稱文革是「摧毀日記的革命」。在美國華文文學界，有幸讀 到了「度有涯日記」，是一個較小的日記選本，涵蓋1996年4月到1997年3月，是鼎公回憶錄四部曲的域外篇。手邊翻閱的「胡適的日記」，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於1985年。收錄1910年陰曆新正前後的「藏暉室日記」，1921至1922年自題「胡適的日記」，1937年上半年的日記，及1944年整年但僅37天有記事，間斷甚多。此乃胡適前後50年，400萬餘字日記的一小部分（日記全集由聯經出版）。翻閱之下，其中涉及的，除了會面、飯局等流水帳，重要者是以下幾個：一是親歷新文化運動前後的事件；二者學術心得 、訪問、演講，甚為詳細；三則大學教務、國家教育體制。從中日關係和戰爭以及和政界交往，到美國任大使爭取援助一段，尤有價值。

翻到1944年日記，篇幅不多，但好幾天為「全校水經注辯偽」落下筆墨，作為他「重審全、趙、戴三家水經注判決書」之第一部分。3月、5月和10月，屢次論之。我注意到胡適寫水經注判決書，用了中英文兩種，於10月說：「我因研究水經注大疑案，始悟中國向來的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於被告的。」他說，英文只須一句判斷就夠了，但在中文卻為不足，因為「在中國人的心裡，空穴來風，必有所 自，故被告必須提出有力的反證，單駁斥原告說提證據是不夠的。」因此他開始改寫水經注案中文，按照中國人的思路來更加紮實地為被告（戴震）提出十項證據。今天讀來可特別指出者，是胡適對於中國法律證據法的批評，「與人權保障有關切」，即「有罪推斷」。被告常居弱勢，面對原告和法庭，他要證明自己無罪，何其難也！通俗說法，就是「你沒有罪，怎麼會有人告你呢？」因此中國人寧可避免訴訟。無訟還是一方平安的象徵。而英美法律，舉證的責任在於原告，被告更無須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詞。胡適不愧是自由主義大宗師，在純學術研究時，思路也忽然轉到一般民俗、中國法律以及人權問題。日記到了這個程度，歷史價值之外，自有其生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