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臨《張遷碑》拓本

逃過文革浩劫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號梅庵、梅痴、阿梅，晚號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江西撫州臨川人。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現代美術教育的先驅，也是現代高等師範教育的開拓者，更是一位著名書法大家。

李氏光緒20年(1894)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也稱庶常，是明、清兩朝翰林院內的短期職位。由通過科舉考試中進士的人當中選擇有潛質者擔任) 。光緒31年(1905)，派任兩江師範學堂監督。經他努力，使兩江師範成為東南地區規模最大，聲譽最高的學府。民國二年他辭職，著道士服裝自稱「清道人」，移居上海以教書賣字畫為生，並致力於文化藝術人才的培養，著名大畫家、書法家張大千(1899-1983)，國學大師、文史學家、書法家、著名詩人、學者胡小石(1888-1962)等，都是他的學生。李瑞清擅長詩、書、畫，尤精書法。自幼鑽研六書(古代漢字六種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學習書法，對殷墟、周、秦、兩漢到六朝文字皆有研究，其書法造詣可以說是一代宗師(可惜很少人注意到)，也是中國高等書法教育的先驅。《張遷碑》，全稱《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君表凡頌》，亦稱《張遷表頌》。明初出土，碑原在山東東平縣，立於該縣儒學明倫堂前。碑刻於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2月，碑縱317厘米，橫107厘米，厚20厘米。共15行，每行42字，另碑陰三列，上二列19行，下列三行。碑額篆書二行12字「漢故谷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最早拓本為明拓，北京故宮博物院即藏有明拓本。據載當時銘文尚完好可讀，到明正德年間(1505-1521年)僅殘缺5字。光緒18年(1892年)碑毀於火，時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氣全非。該碑為隸書，是東漢時期成熟作品，歷來被譽為漢碑中稚拙古樸，風格雄強的典型。書法造詣極高，多為後人效仿。公認在眾多的漢代碑刻中，此碑風貌極為強烈，格調方樸古拙，峻實穩重，堪稱神品。其形制豐滿，文辭淳古，隸法樸茂，為漢碑中之佳作。碑文著重宣揚張遷的政績及其祖先張仲、張良、張釋之和張騫的功績。此碑出土以來，品評頗多。王世貞云：「其書不能工，而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後可及也」，孫承澤《庚子消夏記》載「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萬經說：「其字頗佳，惜摹手不工」；方朔在《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中謂：「碑額十二字，意在篆隸之間而屈曲填滿，有似印書中繆篆。」楊守敬《平碑記》亦云：「篆書體多長，此額（指《張遷》碑額）獨扁，亦一格也。碑陰尤明晰，而其用筆已開魏晉風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張遷表頌》其筆劃直可置今真楷中。」李瑞清認為「張遷碑的結體用筆和西周《孟鼎》有密切關係」，所以他不但通臨《張遷碑》，他的傳人胡小石更受他的影響而擅臨《張遷碑》。今人陳琦在《論山東地區漢碑刻的地位和影響》中指出：「在漢代碑刻中《張遷》屬方古類的典型代表作，以形質取勝，屬陽剛之美的範疇。即方整為其形，古樸為其韻，雄強為其氣。」這是頗為中肯的。《張遷碑》後世學者臨摹頗多，有通臨、有節臨，也有僅臨寫碑額的。筆者所藏為李氏通臨拓本，雖為殘本但頗為珍貴。數十年來不曾見過李氏第二通《張遷碑》拓本，而且當時得之不易。現在回憶歷歷在目，大陸「文革」初期，原福建「聚成堂」書坊(在福州南後街)遭紅衛兵衝擊，時書坊早已改造，也已成為原老闆張文光老先生及其兄弟一家住宅，且張老已在福州南街「福州古舊書店」就職，但浩劫衝浪還是免不了抄家，共被紅小兵們「借」去八卡車圖書文獻。時適我在古舊書店遛達閱覽，聞訊趕去(我與張老次子張營兄有同窗之誼) ，目睹張老夫婦搥胸頓足，整個庭院空地一片狼藉。張老見我到來，隨手從懷中取出一拳紙團塞我囗袋，回來始知是李氏拓片。己酉秋我將之整理裝裱成冊，除去殘損，僅得104字(原碑630字)，真是鳳毛麟角，尤足珍貴。筆者琢磨再三推定該碑拓應是1892(光緒18年)石碑毀於大火之前的早期拓本，理由有二：拓片字跡清晰明瞭，且出自張老所藏，其次，根據「自幼鑽研六書學習書法」，到1892年李氏已經25歲，書法風格已成，筆畫老辣而具金石味，這從拓片中可以窺見。拓片裱畢，請我伯父戴賢琨先生(1899-1991年，字琨藩，號三山老人，閩籍書法家)題跋，鄭原先生(1909-1988年，號石汀，詩人、書法家)署簽。▪

拓片得來不易，請書法家戴賢琨題跋(左起)，拓片字跡清晰，中有「李瑞清書」，之後重新裝裱成冊。。(圖皆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