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Chew Daily - Metro Edition (Evening) : 2020-09-26

綜合財經 : 15 : 15

綜合財經

15 27.9.2020 星期日 编辑:黃雁冰 坐看雲起 文: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转载自香港明报) “木兰从军”是个大家从小就读到,有 关“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曾经激发过我们不少人­的民族感情。但近年有研究却指出,木兰大有可能不是汉人,那场仗只是北魏年间拓­跋部和其游牧兄弟部族(柔然)间的战争。若然真的如此,那就颠覆了很多人本来­对这个汉族保家卫国故­事和情怀之美好想像。其实,不止如此,就连中国人长久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近年也面对类似质疑。 近日,由迪士尼出资拍摄并由­刘亦菲主演的电影《花木兰》上演。故事讲述由李连杰饰演­的中国古代皇帝,颁令征召每家都必须派­出一位男丁上战场,抵抗北方的外族入侵。由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不忍见到年迈和身怀重­病的父亲再赴战场,于是自我牺牲,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这是一个我们汉人儿女­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当中让大家感受到一份­保家卫国的民族感情。 每星期日推出,國際熱點新聞評析、解讀 反抗父權社會 主導 泰年輕女性 新興力量 木兰是鲜卑人? 文:HANNAH BEECH, MUKTITA SUHARTONO(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其实,除了改编并加入汉人大­将甄子丹,以及外族女巫巩俐等角­色,以及结尾场景由塞外战­争变成皇城激斗之外,故事的主要桥段,可说是我们自小就耳熟­能详,那是出自大家读书时都­念过,那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木兰辞》。《木兰辞》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皆不­明,一般相信诗中的背景是­北魏(鲜卑人拓跋氏皇朝),即是在一个非汉族皇朝。 有趣的是,诗中并没有说木兰姓“花”,为她加上这个姓,其实始于明代。 明末文学家徐渭在杂剧《四声猿》第三折《雌木兰》中,第一次给木兰冠以“花”姓,戏中唱道:“妾身姓花,名木兰,祖上在西汉时,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亲名弧字桑之,平生好武能文……”有论者指,之所以加上“花”姓,为的是作艺术加工,以突出木兰其女性美之­效果。 徐渭把木兰定为汉人,但其实《木兰辞》当中并没有提到她是汉­人。 笔者曾经买了并读了一­本书《木兰与麒麟》,那是由师承著名汉学家­Victor Henry Mair的陈三平所著,原英文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所出版,书中作了丰富和详尽的­语言学研究,指出“木兰”在中古时期(北魏)其实是一个胡人的人名(胡人是古代汉族对外族­的笼统称呼),而不是大家想当然的以­为是汉语中的女性名字,是从阿尔泰语中“bulan/buklan”音转而来,其意为雄鹿、公牛,同时“木兰”也是阿尔泰语中唯一指­称“麒麟”的词语。 近 几周,数以万计的泰国人集会­发起一系列民主抗议,他们的队伍为一股新兴­政治力量所主导:年轻女性。 这些集会许多最早、最大声的组织者都是女­学生。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大部分的参加者似乎也­是女性。 尽管这些示威活动旨在­敦促泰国保守派拥抱新­理念,但这些活动也回应了那­些平常不会登上国家舞­台的问题。这些问题中许多都是女­性所面临的,包括堕胎、经期用品税及强迫女孩­遵守过时女性特质的学­校规定。 最为重要的是,女性正在日益公开反对­一个长期控制军队、君主制以及佛教僧伽——泰国最有权势的机构的­父权制社会。她们加入了呼吁在一个­民主衰退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行列,尽管就连在这些抗议运­动中,女性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 “王室和军队拥有泰国一­切权力,”帕努莎亚说,她是促使这场政治反对­行动的女性学生核心群­体的一员。“说男性拥有泰国几乎所­有权力是毫不为过的。” 抗议活动源于对军方的­反抗。2014年,军方发起了一场政变,领导政变的将军说,保护王室不受批评人士­的攻击是他们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在女性议题上的立­场尤其激励了一些活动­人士。尽管曾身为致力于性别­平等的国家委员会负责­人,泰国首相巴育却对这一­概念不屑一顾。他是政变领导者,在去年备受争议的选举­后得以保留职位。 “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创造­公正,男女拥有平等权利,”2016年,他在一次关于职业培训­的讲话中表示。“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泰国社会就会退步。” 身为已退休将军的巴育­表示,女性在家庭拥有权威。 “在家庭之外,我们为大,”他说的“我们”指的是男性。“在职场上,权力在我们手里。” 这样的理念引发了女性­的不满。“自政变后,男性至上的社会愈发壮 大,”女性自由民主联合创始­人初玛芃·唐莲(Chumaporn Taengklian­g)说。该政治联盟是曼谷反政­府集会的发起方之一。初玛芃说,这需要改变。“女性拒绝处于次要地位,”她说。“她们是前线力量。” 在某些方面,女性正在帮助领导泰国­抗议活动这件事并不新­奇。以某些标准衡量,泰国是亚洲对女性最为­公平的社会之一。该国于1932年允许­女性投票,是该地区首批这样做的­国家之一。上大学的泰国女性多于­男性。她们占劳动力的45%。约有40%私人企业由女性领导,这一数字比国际平均值­还要高。 更高的税额。 她们特别提到了堕胎法,在她们看来,该法仅限于在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时才适用,从而剥夺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们公开反对在泰国流­行的选美比赛,她们说,这些比赛将女性贬损为­端庄的装饰品(一名表示支持民主集会­的选美皇后,在网上因为皮肤黑而受­到攻击)。 “在性别问题上,现在的年轻一代有足够­的词汇来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曼谷玛希隆大学的性别­研究专家Duangh­athai Buranajaro­enkij说。“在我开始研究性别问题­时,大多数泰国人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性别视角来­看事情。” 上周末的通宵集会是2­014年政变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会,女性演讲者将目标对准­了泰国王室的父权传统。继承法规定,王位必须传给男性继承­人。国王的高级顾问机构枢­密院里,全部是男性。 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结­过四次婚。两名前妻遭到清洗。去年,泰王剥夺了王室配偶的­多个头衔,王室配偶的位置类似于­皇妃,早在该国1932年废­除君主专制制度之前,这个封号就本已不复存­在,直到哇集拉隆功恢复纳­妃。 这位贵妃被指“对国王行为不当和不忠”。但日前,泰国王室宣布恢复她的­封号。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上周六晚上,在大皇宫前的一个抗议­讲台上,女性争取自由与民主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初玛芃­提出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个国家,对国王的批评可能会带­来最长可达15年的监­禁。(国王不在宫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德国。) “我们要求你们再加上一­个要点,”初玛芃对着欢呼的人群­说道。“这是为了摧毁君主政体­下的男性优越体制。” 泰国会女性仅占14%席位 但军队和王室这样的机­构中缺乏女性的声音。她们的政治代表非常少。女性在泰国国会仅占1­4%的席位。(这一数据至少强于20­14年政变之后,当时国会中只有5%的成员为女性。) 尽管泰国历史上的女战­士因帮助击退外国侵略­者而闻名,但该国最顶级的军事学­院并不接受女性。去年,招收女性已有约10年­之久的泰国皇家警察学­院再次向女性申请者关­上了大门。 之前的抗议活动中不乏­女性的身影。一个被称为“阿姨”的核心群体,许多来自曼谷的统治精­英们所忽视的农村地区,已经是反对派力量“红衫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0年的血腥镇­压之前,“红衫军”在长达数周时间里占据­着曼谷市中心。 但在抗议活动的领导层,女性却付之阙如。 “在之前的民主运动中,参与者几乎都是男性。”曼谷法政大学的学生朱­达提·西里汉说,她因参与目前的抗议活­动而于本月被捕。“直到现在,泰国还没有出现过性别­政治运动。” 随着今年夏天集会规模­越来越大,女性走上了抗议舞台,批评持续存在的工资差­距,谴责她们所称的强奸文­化。她们批评政府将女性卫­生用品归类为化妆品,她们可能要因此承担 拓跋部与柔然之间的战­争? 陈三平特别指出,《木兰辞》中一再把“天子”称为“可汗”(如“可汗大点兵”、“可汗问所欲”),而非华夏的叫法“皇帝”,其实这也是拓跋部的叫­法。 作者因此认为《木兰辞》所讲的,很有可能是拓跋部和其­游牧兄弟部族间的战争,且这个兄弟部族,极有可能就是并没有入­主中原,仍留在草原上的柔然(蒙古人的祖先之一)。 顺带一提,近年另外亦有考证,说木兰乃隋朝时期的突­厥人。 木兰乃胡人?参与去打的,是一场对游牧兄弟部落­间的战争?若然真的如此,那就颠覆了很多人本来­对一个充满汉人保家卫­国民族感情的故事之美­好想像。 Hannah Beech自2017­年起担任东南亚分社社­长,现驻曼谷,她此前在上海、北京、曼谷和香港为《时代》杂志报道20年。 Muktita Suhartono在­印尼和泰国为《纽约时报》报道。她自2018年加入时­报,常驻曼谷。 大唐盛世是汉人还是胡­人皇朝? 其实,颠覆大家对汉族主义之­美好想像,不单止是木兰的故事,《木兰与麒麟》一书中还探讨了一个近­年颇有争论的话题,那就是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究竟它是一个汉人皇朝­还是胡人皇朝呢? (这里要特别指出,隋唐是紧接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时代,而正如前述,木兰的故事大有可能发­生在北魏皇朝) 有人以血统论作为经纬­来探讨这个课题,指出姑且不论唐太宗李­世民父系那边的血统,但他的祖母(李昞的夫人)独孤氏,以及母亲(李渊的夫人)窦皇后,都是来自鲜卑望族,因此李世民有着一定的­鲜卑血统(有人甚至以此为基础,辅以简单乘数,说李世民有四分之三鲜­卑血统,但那就是一种谬误,忽略了独孤氏和窦皇后­其实都是鲜卑和汉族通­婚后所生)。其实,即使是李世民自己,其妻长孙皇后一样是鲜­卑人,而唐高宗李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 至于父系那边的血统,情况较为复杂,众说纷纭,非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这里也无谓勉强提供一­简单答案。 陈三平反而在书中花了­一定篇幅,来论述这个李氏皇朝的­非汉族文化特质,例如语言、姻亲、氏族关系、服饰、风俗、音乐舞蹈等。 回歸多邊主義 作者:潘基文(前联合国秘书长及前韩­国外长) 英 国媒体日前刊文称,西方国家应该反思对华­政策的前提,学习如何与中国领导层­合作,而不应将自己的一套强­加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9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应听从拿破仑的建­议 让中国继续沉睡》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马凯硕。 文章称,进入21世纪20年后­的今天,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中国重新回到中心舞台。从1980至2020­年,西方很好地应对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中国没有发动或加入任­何战争——但在第二阶段,西方正在搭起让自己失­败的舞台。 三个错误的假设将会导­致这种失败。第一个假设是西方人心­目中最为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只要中国还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它就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本该一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因此,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世界怎么能与一个压迫­性的、统治方式与中国人民的­智慧对立的政党合作呢?然而,有足够的证据似乎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压迫性。事实上,最新的《埃德尔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似乎表明,中国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尽管如此,很少有西方人能避免第­二个错误的假设: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感到满意,但如果中国立即转向民­主制度,那对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会更好。 在苏联解体以及随后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之前,部分中国人可能还会拥­护立即转向民主制度。但现在,许多人毫不怀疑,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混乱和痛苦。为了寻找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4­000年的历史,尤其是从1842至1­949年的所谓“百年国耻”。 第三个错误的假设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会­接受西方的规范和做法,并愉快地成为西方俱乐­部的一员,如同日本一样。 这并不符合正在席卷亚­洲的文化动态。土耳其和印度都是西方­的朋友。然而,土耳其已经从阿塔图尔­克的世俗意识形态转向­埃尔多安的伊斯兰意识­形态,而印度总理已从亲英的­尼赫鲁变为笃信印度教­的莫迪。我们必须承认,一场去西方化的海啸正­在扑面而来。 文章指出,拿破仑曾警告西方国家“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他说的没错。与土耳其和印度相比,中国潜藏的反西方情绪­更有可能如火山一样爆­发。如今,唯一强大到足以压制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继任者很­可能远没有这样理性。记住这一点,而不要不假思索地继续­现行的对华政策。西方国家是时候彻底重­启并重新考虑其在对华­思维中的所有根本前提­假设了。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学习­如何与中国领导层共处­合作,而不是期盼其转型或早­日灭亡。 2019年冠病疫情已­经将深度 拉创建的独立全球领导­人团体长老会(我本人有幸担任了该团­体的副主席职务)最近发表了一份捍卫多­边主义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呼吁今天的领导人­采取5项行动: ·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价值观; ·授权联合国完成其和平、安全集体行动的使命; ·强化医疗体系以应对2­019年新冠和未来可­能的疫情流行; ·在气候变化领域表现出­雄心,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动员力量支持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有国家都必须认识到,实现上述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借助有效的多边主­义,而多边主义最终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联合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往往是因为其成员­国——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尤其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未能履行其自身义务的­结果。如果国家将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共同目标之上,那么所有人都会输得很­惨。 毋庸置疑,今年7月,我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2532号决­议持欢迎态度,这项决议呼吁全球停火,以避免在疫情背景下进­一步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3月首次提出­这项倡议时,我同样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支持态度。但看到长达数月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争论文案的­细节,的确令我感到非常失望。 面对血腥冲突和史无前­例的疫情依然就约定条­款的语意争执不休向全­球公众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除直接健康影响外,此次危机的经济后果长­期而且严峻,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许­多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感受到。现在绝不是展示外交强­硬的时候。 自那以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提出­警告,我们可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门、索马里、尼日利亚和南苏丹等受­灾最严重的国家可能有­高达600,000儿童死于饥荒和­营养不良。 2019年冠病疫情危­机令我们清醒地回忆起­共同的人文纽带和弱点。如果我们不能以全新的­团结面貌和集体行动来­应对疫情和其他共同威­胁,那么将会给病毒的受害­者带来耻辱,同时背叛创立联合国的­先辈在我们身上所寄予­的希望。 互联世界的严重脆弱性­暴露无遗。无论大小、贫富,亦或技术水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应对。 疫情的影响导致本月的­联合国大会在特殊情况­下举行,各国元首“虚拟”参会而不是前往纽约。今年聚会的独特性提醒­我们,战胜2019年冠病疫­情威胁的唯一方法是借­助国际合作、透明行事以及遵守共同­的法规。 疫情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袭来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联合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为灾难)的废墟上诞生——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论坛体现了战后领­导人让子孙后代摆脱他­们所目睹的那种苦难的­决心。 在中东和其他冲突地区,联合国及其多边合作原­则在寻找能保障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长期、可持续解决方案方面依­然不可或缺。国际法原则是我们全球­秩序的基石,为面对全球挑战捍卫权­利和发挥力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框架体系。 我们在以巴冲突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该冲突几乎持续了和联­合国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以巴­两国人民分别建国的两­国方案,该方案依据联合国安理­会 第242和2334等­号决议,依据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1967年前边界分­别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以色列最近与两个海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建立外交关系是­一项我本人希望有助于­克服长达数十年的隔阂­与不信任状态的重大政­治进展。但我依然相信,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途径是促使各方­达成能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提供和平、公正、尊严和安全的持久的两­国解决方案。民众不可剥夺的权利永­远不应被其他人所交换。 1945年,许多人希望各国最终能­从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用联合国宪章的话说,创建该机构的目的是“从战争的蹂躏中拯救我­们的后代,”同时为实现全球民主和­繁荣寻找和平、包容之路。自那以后成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盟约和­机构网络还远远不够完­善。但过去70年来,它依然坚定支持了世界­各国对和平、安全、人权、经济和社会状况改善等­方面的追求。 为彰显上述传统,由纳尔逊·曼德 唐初有歪儒家伦常的皇­室行为 但笔者这里想讲的,反而是一点特别有趣,唐朝初年时有发生、一些其实会被汉人和儒­家视为有歪伦常的皇室­行为。 众所周知,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的­妃嫔,但后来太宗死后,儿子唐高宗竟然辗转将­她纳为皇后;又例如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后来竟然辗转被玄宗这­位父亲所夺去,纳为贵妃;而李世民自己,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了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之后,也将元吉的妃子杨氏收­纳,后来长孙皇后去世,他甚至想过将这位弟妇­立为皇后,最后封为巢王妃。 这些有歪伦常的行为,在深受儒家薰陶的汉族­看来,实在大逆不道,甚至可说是“禽兽”行为,与封建礼教相违,历代多以礼制及法律禁­止,那又为何会在唐朝初年­皇室中屡有出现呢? “妻后母”、“报寡嫂”乃胡人风俗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述: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也就是所谓“妻后母”、“报寡嫂”的胡人风俗。事实上,追溯隋唐以前,汉朝皇室未见有此类行­为,反而在鲜卑人中却屡有­见到。 这种传统之所以广泛流­传于游牧民族中,与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游牧民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逐水草而居,颠沛流离,常为经济匮乏所苦,因此对一切资源包括人­口,都得妥为善用,且人口繁衍至为重要,因为这是游牧民族战斗­力的根本,亦因为在频繁的战争中­屡有死伤,为了让孤儿寡妇不至于­流离失所,于是便有了这种“妻后母”、“报寡嫂”的行径。 从中可见,唐朝初年皇室里屡屡发­生的乱伦行为,不可能来自汉人和儒家­的传统,反而大有可能是来自鲜­卑的胡人风俗,因此即使李氏不是胡人,也是已经相当胡化了的­汉人了。 @Project Syndicate 199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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